由于我们给侦察小分队配备了摩托车或者卡车之类的交通工具，所以他们的侦察范围就比步行的侦察面积要大得多。⊥刚过十一点，就有侦察兵的报告通过电报反馈了回来。
侦察兵的报告中提到，在马马耶夫岗西北方向二十公里的地方，有座叫戈罗季谢的小城市，城里驻扎着大量的德军部队。
“敌人是什么样的兵力？”听到阿赫罗梅耶夫念完电报以后，我面无表情的反问道。
“我……我不清楚，”阿赫罗梅耶夫也许没想到我会这么问，不禁有些慌乱地回答我说：“我刚接到侦察分队发来的电报，认为有必要立即向您报告，所以就……”
“给侦察分队回电，让他们立即将侦察到的情况向我们进行详细汇报，就凭这几句简短的话，我们可没法判断出敌人的规模，也就没办法有针对性地制定出相应的作战计划。”说完，我一抬头看到阿赫罗梅耶夫还站在原地没动，便催促他：“参谋长同志，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还不立即去给侦察分队发报？”
趁阿赫罗梅耶夫去发电报的工夫，我继续和基里洛夫、班台萊耶夫讨论补充兵员的事情。在讨论的过程中，班台萊耶夫向我提出，说在应该武装什么样的市民这个方面，尺度有点不好把握。等他一说完，我立即反驳说：“副师长同志，您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参加军队要各方面都合格，而武装市民却很简单，只要一样合格就行。我们负责征兵的指挥员。只要问问他们要保卫祖国吗？拿得动枪支吗？如果他们回答愿意或者能。那好。就发给他们一支枪，让他们加入到我们的队列里来。”
“21日就要发起进攻，补充的新战士能来得及训练吗？”基里洛夫担忧地问道。
我没有马上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把摆在桌上的地图移到了他的面前，先指了指我们所在马马耶夫岗，又指了指还停留在顿河附近的顿河方面军，这才说道：“政委同志，您看看。我们师的防区距离友军的直线距离，是一百八十公里左右。您觉得顿河方面军在没有制空权，没有得到兵员和坦克、大炮这些重武器补充的情况下，向着有着坚固防御纵深的德军防线发起进攻的话，他们一天能推进多远的距离？”
班台萊耶夫用手在地图上比划了一下，测了测我师和顿河方面军的距离，接着遗憾地说道：“师长同志分析得很有道理，由于丧失了制空权，顿河方面军的同志们在进攻发起后，所进行的战斗将是非常残酷。就算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夺取了敌人的一部分前沿阵地。但德军航空兵的密集轰炸下，他们也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么一来。就算最乐观的估计，部队每天的推进速度，也不会超过五公里。”
“什么，五公里？”基里洛夫被班台萊耶夫说出的这个数据吓了一跳，他看了看地图后，才吃惊地说道：“副师长同志，如果按照您的算法，友军要推进到马马耶夫岗，至少也要一个月的时间。”
班台萊耶夫又补充说：“当然，如果我师有足够的力量，能够遵照集团军司令部的命令，向北攻击前进，这样便可以大大地缩短我们和友军的会师时间。”
两人的对话，我都听在耳边，越听心情越沉重，怎么看都觉得用我们这支装备差，战士训练也差的部队去完成会师任务，有那么点儿以卵击石的感觉。
见我沉默不语，两人停止了讨论，基里洛夫开口问道：“奥夏宁娜同志，您在想什么？”
“我在想戈罗季谢的城里，到底驻扎着多少德军部队。”说到这里，我又想到了基里洛夫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连忙为他解答说：“政委同志，虽然集团军司令部命令我们在21日配合友军发起进攻，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师的出击时间也许要推迟。这样我们就能多出两三天的时间，用于部队的训练。”
“就怕这些新补充进来的兵员，都被德国人吓破了胆，没有勇气拿起枪和德国人面对面地战斗，”基里洛夫再次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担忧：“要是有新兵在战场上当逃兵的话，就会影响到整支部队的士气，导致我军的军心涣散。”
“政委同志，做政治思想工作是您的强项。”防止新武装起来的市民们在战场上当逃兵，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们讲清厉害关系，让他们获得和敌人顽强战斗下去的勇气，所以我郑重其事地对基里洛夫说：“让政工人员告诉每一名战士，德国人不但要占领我们的城市，还要消灭所有活的生物，要把城市的名字从地图上抹去，要是整个城市所在的土地都恢复原生态，变成难以行走的沼泽，让沼泽的上空升起一团团有毒的瘴气。要让他们明白，这场战斗不光是为了保卫祖国，为了保卫斯大林同志，也是在保卫他们的家园和亲人。”
我们正在说话，阿赫罗梅耶夫在旁边报告说：“报告师长同志，侦察分队把详细的侦查情况发回来了。”
我点了点头，不慌不忙地说道：“参谋长，给我们念念电报吧。”说完，我做了下来，把自己放在桌上的笔记本移到身边，扭头对基里洛夫和班台萊耶夫说，“我们就来听一听侦察分队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情报吧。”
“侦察分队报告说：敌人的指挥部设在城里的学校里，”阿赫罗梅耶夫眼睛盯着手里的电报，为我们三人念起电报来，“在学校的操场上，停着五辆小汽车，还有两辆三轮摩托车。在我们观察的二十分钟时间内，到达和开走的各有三辆。”
“师长同志，”班台萊耶夫插嘴问道：“您判断这是敌人的一个什么级别的指挥部？”
“您说呢。副师长同志？”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道。
“等听完全部的情报。我们就能判断出来了。”班台萊耶夫说完，抬头望着阿赫罗梅耶夫，“除了操场上停放的汽车外，侦察兵们看到德军军官了吗？”
“看到了，在侦察的这段时间里，共看到了九个，既有进去的，也有出来的。其中有两名上尉、一名中校。还有一名将军。还有一些军官，因为光线太暗，无法辨别其军衔。”
我听到这里，连忙问了一句：“都是军官吗？”
“是的，都是军官。”阿赫罗梅耶夫没有再看电报纸，而是望着我回答说：“在黑暗中，可以看清他们戴的都是大檐帽。”
“参谋长同志，我有个问题没搞清楚。”基里洛夫在听完阿赫罗梅耶夫的报告后，困惑地问道：“既然侦察兵说光线太暗，无法辨别敌人军官的军衔。那么刚才报告的那几个军官的军衔，他们又是如何识别出来的？”
“政委同志。这很容易，”班台萊耶夫为基里洛夫解惑说：“也许是他们在建筑物外等车时，驶来的汽车车灯将他们肩膀上的军衔映照了出来，所以我们躲在远处的侦察员才能轻松地识别出个别军官的军衔。而且，您别忘记了，在这些侦察兵中，有一部队原来就是德国人，他们对老部队的军衔可熟悉得很。”
“电报都念完了吗？”我等班台萊耶夫说完，又问阿赫罗梅耶夫。
“报告师长，还有一段没念。”阿赫罗梅耶夫报告完以后，又接着往下念：“在侦察期间，还有来过两辆战斗通讯兵的摩托车，这两辆摩托车都直接开到建筑物前，接着有人从摩托车下来走进了建筑物。”
班台萊耶夫对细节似乎特别关注，刚听阿赫罗梅耶夫念完，立即就问道：“这两辆摩托车是同时来的吗？”
阿赫罗梅耶夫摇摇头，回答说：“不是，是分开来的。第一辆是潜伏侦察进行到十分钟时来的，而另外一辆，是侦察兵们准备撤退时才来的。”
看到阿赫罗梅耶夫在回答完这个问题后，就把拿着电报的手垂了下来，我心里便明白他已经把电报都念完了，于是问基里洛夫和班台萊耶夫：“政委、副师长，你们判断驻扎在学校里的指挥部是什么样的等级？”
问完后，两人对望了一眼，谁也没说话，我只好问班台萊耶夫：“副师长同志，说说您的判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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