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夜里，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和一些我军尚未到达的主要城市，如期爆发了由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武装起义。
保加利亚工人党为了这次起义，专门成立了一个军事局，局长由工人党的著名活动家托多夫·日米科夫负责。在起义爆发前一个小时，军事局的一名委员伊凡·鲍内夫来到了方面军司令部，还带来了一部电台，以便随时和国内的起义军取得联系。
起义率先在索菲亚开始，由于保加利亚工人党事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因此起义进行得非常顺利。起义军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广播电台、警察局、邮电局以及一些重要的设施，只有在进攻军营时发生了零星的交火，造成了微不足道的伤亡。军营里的军队很快就停止了抵抗，宣布向起义军投降。
由于鲍内夫的存在，使我们能及时地了解在保加利亚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在索菲亚的起义成功后，索菲亚的电台向外界宣布：保加利亚的君主制及亲德的法西斯政府已经被推翻，由基蒙·格奥尔基耶夫领导的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的新政府所取代。
9号的清晨，鲍内夫急匆匆地走进了会议室，向我们大声地说道：“各位指挥员同志，根据刚获得的最新消息，格奥尔基耶夫将在电台发表重要的讲话。”
托尔布欣等鲍内夫说完后，将询问的目光投向了朱可夫。见到朱可夫微微颔首，便连忙吩咐站在一旁的参谋：“去找一部收音机到这里来。”
参谋答应一声，便快步地跑了出去。过了几分钟，他带着两名战士，抬着一台半人高的收音机走进了会议室，放在了托尔布欣所指定的位置。
鲍内夫打开收音机，刚调好波段，我就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保加利亚的公民们，我是新任政府首相格奥尔基耶夫，我现在向你们发表讲话……”
格奥尔基耶夫先公布了新内阁的成员名单，宣读了告保加利亚人民书。宣布了政府即将向派出代表团与苏联签订停战协定；同时在国内恢复政治自由，逮捕前政府中那些推行反人民政策的成员。
朱可夫他们听得兴高采烈，而我却在皱着眉头思索：为什么上次我和铁木辛哥参与的谈判时，亲德政府派出的代表说的语言，我几乎听不懂，而今天格奥尔基耶夫所说的话，我却差不多全听懂了呢？
“丽达，你在想什么？”朱可夫可能发现我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所以随口问了一句。当他搞清楚我正在思索的问题后，笑着解释说：“保加利亚语和俄语都属于斯拉夫语族，两者在语言上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所使用30个西里尔字母，只比俄语字母少33个特殊字母。
保加利亚语有东西两种方言。西部方言又可分出西北及西南次方言，东部又可分出北、中、南三种次方言。保加利亚语标准语是以东部的中央次方言为基础所形成的，就是格奥尔基耶夫所用的这种语言。至于那天的几位代表，可能用的是别的方言，所以你才会听不懂。”
经过朱可夫这么一解释，我才明白，原来保加利亚语也有普通话和方言之分，上次来的那些谈判代表说的是方言，我听不懂真的是一点都不奇怪。
由于保加利亚的亲德政府已经被推翻，而新成立的政府又是亲苏的祖国阵线，所以在傍晚时，斯大林同时给朱可夫、库兹涅佐夫、托尔布欣以及奥克佳布里斯基发了电报，通知他们：“鉴于保加利亚政府已与德国断绝关系并已对德宣战，同时还请求苏联政府开始停战谈判，最高统帅部根据国防委员会的指示，命令你们：于9月9日21时前结束占领居民地的行动，从9月9日22时起，停止保加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
收到斯大林的电报后不久，安东诺夫又亲自给朱可夫打来了电话。他在电话里说道：“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我刚接到了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话，他说保加利亚新政府的代表团，准备立即乘飞机前往托尔布欣的方面军司令部，其中有工人党中央委员迪米特尔·加涅夫，他的使命是给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介绍新政府的性质和保加利亚国内的情况，希望你们能做好接待工作。”
当朱可夫和托尔布欣、热尔托夫等人在讨论如何接到保加利亚新政府代表团时，我见自己插不上嘴，便打了一个招呼后，独自一人去了库兹涅佐夫的办公室。
走进库兹涅佐夫的办公室，一眼就看到他和他的副官谢尔戈少校坐在办公桌前，低头表情严肃地看着什么资料。听到我的脚步声，库兹涅佐夫抬起头，笑着招呼我：“丽达，你来了，今天有什么事情吗？”
我摇了摇头，说道：“我是闲着没事到处走走。如果打扰到你们的话，我立即离开。”
“没事，”库兹涅佐夫大度地说道：“最高统帅部已经命令我们停止在保加利亚境内的一切军事行动，接下来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和少校在研究如何处置缴获的德军潜艇。”
我刚刚在库兹涅佐夫办公桌旁的椅子坐下，听到他说缴获了德军的潜艇，立即从座位上蹦了起来，将两人吓了一跳。我不管两人脸上吃惊的表情，着急地问：“将军同志，我想问问，缴获潜艇在什么地方？”
库兹涅佐夫搞清楚我一惊一乍的原因后，笑着说：“当然是在港口里，由于黑海舰队的舰艇已封锁了港口，我们的陆战队也在港口附近登陆。德军的潜艇无路可退，只能升起白旗，向我们投降了。”
“我们的水兵占领德军的潜艇了吗？”我等他一说完，立即着急地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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