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自己不能进京，念及父母妻儿，便写了许多信回去，在信中叮嘱王妃自描小照，并画几张皇子的小照寄来。
一面jā待着进京之后的事，一面满心希冀地期盼着：“过了十月贤儿便满周岁，也可接来汉中了，也不知他还认不认得父亲……不成不成，十月天气正冷，元娘弱质纤纤，贤儿又小，怎么经得起二千余里地颠簸？还是待他再大些……”
宋时和桓凌在旁听着，也叫周王勾起了思亲之意——但好在他们俩小两口儿过日子，想家总想得少些。两人回家也商议着派个家人送信进京，顺便还能打听打听他们的论文在京里口碑如何，朝中又有什么新说法出来没有。
反正两家在京都有亲人，也不必多派人，只各安排了个懂事精细的亲随，带着今年新麦、棉线毛线的衣裳、关外来的好皮料、红花、天麻、党参、当归、杜仲等yà材回京。
那两个家人乘着运粮的船进京，又有周王的人看顾，一路稳妥便捷，到京里各取了自家的礼物回去，到家代主人问候亲戚长幼，又尽职尽责地问他当日寄回京的文章可有人评论什么没有。
有。
评价方向十分丰富。
隔着数里地的两座宅子里，桓凌与宋时的大哥都露出了同样深沉难辩的神色。
宋时那篇《国富论》与桓凌的几篇《国富论序》《与镜川先生书兼荐国富论》《读国富论记》《再读国富论有感》《题国富论》《书宋版国富论印卷后》……一进京城，便迅速流传开，为朝野名士才子津津乐道。
且不提他那发前人未有之思的工业论，亦不提文中丰富而翔实的实策，更不必点评两人文章如何气势如虹、雄浑有力……单就“国富”二字便已压倒满朝“本富”“末富”之争，先声夺人，令人无不想先睹为快。
当然，除了这文章题目精彩，更动人心的还是书信文章背后，两位作者之间的关系。
国子监几名会刻宋版书的学子集齐了桓凌在京流传的所有相关书信，自己抄录传阅之余，更将这些文字都和宋时那篇国富论印刻印成了一本书。
集两姓之言，成一家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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