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开始介绍道。
“李总，众所周知公益众筹利用互联网+的模式做起来，根本属性也可以说是利用社交关系成立的众筹公益平台。
根据我们统计生病的大部分人是农村人的比例会比城市要高，但是不管在募捐可能性还是募捐效果上，农村住户显然都比不上经济状况本来更好、经济压力本来更小的城市居民。
因此，众筹公益平台上的善心和善款，比起注入到最有需要的农村，反倒被城市居民肆意消费着。
造成许多穷人根本没有渠道没有人脉来募集善款，而某些名人却肆意利用自己的名气，不想花自己的钱去治病，导致有些众筹善款治疗完后还可以大鱼大肉，开名车，买包包，大大刺激那些献爱心的人，认为自己的爱心被狗吃。
从而导致对于这些平台的信任感失去，从此不再捐款。
我们调查从2016年到现在整体捐款人数以及热度关注度都没有公益众筹刚出来的时候高。
生病是不幸的，但每一个不幸的、生病的人，都需要社会大众的“众筹“救助吗？
很明显，就算大众的爱心是无限的，善款却显然是有限的。
有限的善款，若要投入到无限的公益事业中去，则必然有得有失、有所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常人的理解，都是将善款集中到“最需要救助的人”，这些人往往是贫穷的，弱势的。
但需要搞清的一点是，没有大风刮来的善款，每一笔三千五千，乃至5块10块，都代表着捐款者本身的选择——选择帮助遇难者，放弃自己的一部分生活质量，不管是一个lv包包，还是一根冰棍、一瓶饮料。
当被放弃的这部分自己的生活质量，变成了别人的生活质量，以旅游、购物的形式体现，“善款“的意义又在哪里？
所以网络上献爱心的痛恨被欺骗，那些骗捐人实在是天打雷劈的。
除了上述问题，然后信息严重不对称背后的征信问题。
我们认为，所有的诈捐、骗捐，捐助者、受捐者之间的纠纷，以及监管的难以介入，都根源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公益众筹现状。
信息不对称首先表现在受捐助方个人的家庭信息无法核实。
第一，到目前为止，来自官方的证明和数据是比较可信的，比如受助方如果能提供低保证明、困难家庭证明等，但是很多时候受助方出具不了，也不对外公开，这往往就给了当事人夸大事实的空间。
第二，社会组织之间信息也不对称。
例如一些受助者会选择同时向多个机构或慈善组织发出申请，但机构之间信息往往不互通，社会组织跟民政部等主管部门之间信息也不互通。
例如要核实低保身份，只能由当事人自证，社会组织数据库尚无法与民政部对接。
第三，受害者的家庭经济情况，财产状况保险状况，医保状况，以及是否急需这笔款项的金额，都是比较难以判断的。
第四，还有许多人与一些医院利用病例造假来诈骗平台的捐款，这种现象也是有不少。
第五，像一些轻松筹，水滴筹以前他们都是收手续费一般1-2个点，因为平台也是需要输血盈利的，但是像轻松筹一年募捐了200亿，这里2个点就是4亿平台费用。
许多人就质疑自己10元，甚至1-2元捐款根本没有实际用到有需要的病人身上，而是化为平台的运营维护费用和利润。
这让很多本身并不富裕的民众感到受伤害。
他们感觉自己的爱心成为某些人牟利的工具。
致使许多人不再相信这些平台，影响十分恶劣。
虽然现在已经取消了手续费，但是实际上还是有费用的，微讯等去到的费用达到千分之六。
对外宣称没有手续费，实际上这种支付渠道费用是一定要收。
按照去年水滴筹募集150亿的善款，渠道的费用就达到9000万。
这9000万如果拿给需要治疗的病人可以挽救许多生命，但是现在只是作为渠道费用。
而且这些平台的输血能力以及盈利模式堪忧，毕竟做这样的平台各种费用，人工成本都是需要的，迫使他们需要寻找更多的盈利渠道以维持下去，比如广告费或者与保险公司合作卖保险等等。
但是长远来看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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