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周忱在江南通过“牵耗法”和“济农仓”，给地方政府创造了大量实物“羡余”，结果被攻击为“不遵成规，妄意更变，专擅征科，掊多益寡”，“通同官吏，妄费钱粮”。最终，周忱因此罢官，而地方政府征收“羡余”也被冠以违法而严令禁止。
不过，到了白银时代，地方政府通过“火耗”获取“羡余”的机会和空间更大，治理起来也更为困难。
嘉靖二十八年，户科都给事中罗崇奎指出，由于各省钱粮都掌握在左布政使手中，容易产生滋生贪腐问题，其下手之处，正在耗羡——“支调烦则有增减羡余之积，事权一则有欺隐自便之私”，因此提议巡按加强对各省钱粮的盘查。
左都御史屠侨等覆议时也指出“自今布政司钱粮出纳，不得以火耗公用为名，额外多取”。（《明世宗实录》卷347）
可见，地方政府以征火耗谋私利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
随着一条鞭法在各地的施行，特别是万历初年张居正将之推向全国，火耗问题更趋凸显，引起朝臣的警惕。万历十二年，御史朱光宇指出，“催科之弊在清火耗”。
十六年，浙江抚按也建议“革火耗以严侵渔”。
三十一年，户部议条鞭法，请饬有司奉行。其中也特别提到“官收官解，则严禁火耗、斛面”。
至四十六年十一月，掌河南道御史房壮丽奏“自条鞭法行，州县派征钱粮，俱令花户自行纳柜，里书排年无所容其奸，法至善也。遵行日久，官府借口验封，加收火耗，至一钱二钱，屡经严禁不遵。今因东事加派，若将火耗一概禁革，小民必乐输将。
……乞敕下户部，咨行各抚按，令所属有司一应钱粮，听其自收自解，不许经手拆封，加收火耗。违者，抚按从重参处，追赃济边，则于吏治民生，胥有俾益”。
不久，户部覆奏“有司征比钱粮，火耗加收渐重，请如御史言，亟行禁革”。
而万历帝也承认“钱粮拆封加耗，乃近来通弊。顷因虏警，不得已量为加派，若有司再加朘削，民生何由得安？依议通行禁革。违者，着抚按官特疏纠参，追赃治罪，司道等官有隐匿不报的，一并参处，务期积习一清，称朕察吏安民之意”。（《明神宗实录》卷148、195、383、576、577）
不过，地方钱粮征解过程中的加征火耗现象，还是屡禁不止。
熹宗初年，吏部尚书周嘉谟奏称，“近来有司贤者固多，不肖者往往而是。即如征收火耗一节，相沿成俗，牢不可破，甚至加二加三”。
户部尚书汪应蛟也指出，“各处有司尚有借加派而增耗羡为利”。
而明熹宗面对臣下奏请减免加派、织造或请帑，竟然也拿“火耗”问题来搪塞，提出“抚按各官果能严禁有司火耗侵渔馈遗诸弊，小民何至重困？”
天启五年，户科给事中薛国观亦言“今天下民生之穷也，说者归咎于加派，臣窃归咎于火耗。虽抚按亦时申饬禁革，然而卒不可革者，则亦革其流而未革其源也。
革源在于革司府。尝见州县差委官役押解钱粮，于司府每百两或重收二三两、四五两。及押解官役费尽，携来公添，分外稍有增费，旋返而指一科十，又重一番科敛，此何非司府官先作之俑乎？”（《明熹宗实录》卷2、24、58）
清初顾炎武总结火耗之弊端，认为地方“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之辈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可见，火耗之征，大大增加了民间的纳税成本，是加剧晚明折银逋欠之又一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晚明中央政府对于地方过度加增“火耗”的禁令虽屡屡出台，但真正起到的限制作用微乎其微。而且从未形成对这项“陋规”进行合理化改革，以将其纳入国家财政的有效收益机制。
其本质原因还是晚明中央与地方财政利益分配无法达成一致。而且，万历中期以降，最高统治者习于怠政、统治集团陷于党争，加上内忧外患，刀兵四起，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力日渐衰退，对于火耗（也包括逋赋）问题的治理也就更“不可为”了。
另外，万历年间的矿税监之派，与晚明逋赋也存在某些关联。
首先，一般认为，万历朝矿税监之派的直接原因，除了万历帝本身“嗜财好利”的性格外，更主要的是万历二十年代的“三大征”和“两宫三殿火”造成的财政空虚。
据《明史·陈增传》记载“至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
万历初，张居正担任首辅期间，严治逋赋，保证正额税收，到万历十年前后，“太仓有九年之积”、“寺积金钱至四百余万”。
不过根据数据估计，仅“三大政”就耗费帑金一千二百万两之巨。张居正的十年积累，被巨额军费消耗殆尽。当时财政空虚，确是事实。
另据万历帝自己的解释，“朕以连年征讨，库藏匮竭，且殿工典礼方殷，若非设处财用，安忍加派小民？”
大学士沈一贯也迎合这种说法，称“今国计告诎，皇上不忍加派于小民，而欲取足于商税，诚不得已之心也。”只不过，他提议将征税之权交付“有司”管理，而反对矿税监之派。（《明神宗实录》卷125、330）
国家财政困难是事实，而修复宫殿也需要资金，那么银子如何筹处呢？
神宗提出，要么“加派小民”，要么“取足商税”。
“加派”也就是增加田赋，世宗、神宗两朝都有过短期施行。到万历四十六年辽东战事一起，神宗又立刻批准加派辽饷。
可见，万历皇帝的“不忍加派”说，只是一种借口或威胁。
而这背后，实际上是张居正死后，“正额主义”财政政策的难以维持。以苏松二府为例，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五年，共逋欠金花银48万两。逋赋难以解决，正额无法保证，要想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资金，就只能另辟蹊径，走“开源”路线了。
从明代中后期财政结构的角度考虑，矿税监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是对明代财政收入结构过分依靠土地税（田赋），忽视商业税，以及晚明工商业迅猛发展事实的一种不成熟的应对和调整。
比如，学者林枫认为，“万历前期的商业税收制度设计存在着种种缺陷，从而为中期而后的矿税大兴开启方便之门；矿税大兴固然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诸多弊病，但是从理性的角度加以考虑，它确实对前期商业税收制度的不足多所匡正。”（《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
这从侧面印证，明代税收结构过分依赖于土地税，正赋逋欠，难以解决，财政用度不足，皇帝“被迫”开辟新税源（商税），直接与中央、地方政府争夺社会财富。也就是说，晚明逋赋是万历矿税监之派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从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上看，万历君臣在矿税问题上还是缺乏理性认识。
皇帝想法设法扩大自己的“私人”收入；而士大夫则坚持限制皇权的肆意妄为，特别是对国库的任意提取。双方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的认识也无法取得一致，导致本来可以从制度层面有效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的途径，走上了最野蛮的社会掠夺道路。
而从结果上看，矿税监之派给国家和社会均造成了巨大危害，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影响了正额税收，导致逋赋更加严重。在当时士大夫谏止矿税的奏疏中，即充分谈到了这层忧虑。
万历二十七年，吏部尚书李戴等上疏指出，由于矿税监之派，“天下赋役之额，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殷实之户，比二十年以前十减其五”。
特别是万历批准矿税监搜括地方“无碍银两”之奏，“此令一下，急如星火，不但指有碍为无碍，亦将指有银为无银。必将正项公银，俱充进献。公用无措，又派民间，库藏既空，闾阎亦敝”。
二十八年，户科给事中田大益疏谏矿税时揭露“各省直督矿税者，穿凿劫吓，务实所报，矿不必洞，而税不必商，凡民肌髓髑髅，兵陇阡陌，皆称矿砂，而官及四民，皆列市贩。向所为军国正供，尽竭于此，而正供必不能输”。
二十九年，苏松税监孙隆激起苏州“民变”后，应天巡抚曹时聘上疏解释事件原委，文末意味深长地指出“臣窃悼之，四郡额赋，岁不下数百万，何有于六万之税不亟罢之，以安财赋之重地哉？”即点明税监对于江南财赋完纳的负面影响。
三十二年，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历数矿税监之害，其中一条指出“国家财赋，不在民则在官，今尽括入奸人之室。故督逋租而逋租绌，稽关税而关税亏，搜库藏而库藏绝，课盐策而盐策薄，征赎锾而赎锾消。外府一空，司农若扫”。
四十年，户科给事中官应震针对太仓匮乏，皇室开支不断增加的情况，上奏称“今方隅内困极矣，京师困商，秦困羊绒，晋困，三吴困织造，豫章困磁，滇粤困金珠，楚蜀黔困木，加以貂珰之吮吸，旱潦之不时，势必至于逋欠。皇上何不拓免徽歙米税之心，尽罢诸税使，民得毕力于正供乎？”
“夫平日既多方以开民自有之利，而岁祲又有以恤之，以是殿最邑令，责成郡守，犹有积逋难完者，臣不信也”。（《明神宗实录》卷340、354、361、502）
不过，以上诸人罢矿税、完积逋的主张，均被神宗束之高阁——留中不报。
按照明人冯琦“入于内帑者一，克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的比例计算，则“宫中入金300万两，矿税使勒索600万两，参随勒索900万两，无赖勒索1200万两，9年间总共3000万两，年平均达333万两。当时明朝的税收额为400万两，可以说农民每年被勒索83以上的税金。
因此不仅没征收到原派遣矿税使目标的矿税，反而大幅度减少了户部征收的国家赋税”。
更深层的影响是，矿税监在名义上征收的虽然是“商业税”，但由于当时民间工商业发达，以及赋役白银化趋势的日趋深化，田赋解纳受商品流通和市场价格影响越来越大，士农工商，同气连枝，一旦商业受困，农业必然间接受害。
如万历三十年大学士沈鲤指出“臣窃观天下之势，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虽使至愚之人，亦知必乱”（《明神宗实录》卷376）。“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正是矿税之派造成的最严重后果之一。
矿税监侵扰损害的范围，“上至朝廷和地方的官吏、缙绅地主、富户商民、手工业主，下至地方小地主、小农、贫民、中小工商业者，以及举人秀才和一般市民”。（《明末东林党的形成及其政治主张》）可谓相当广泛。
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是正赋钱粮的主要承担者，在矿税监的摧残之下，大量破产逃亡，使得逋赋日趋严重。
其中，矿税监对于手工业、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来说，直接冲击更大。
因为晚明江南地区已形成了以棉纺织、丝织为代表的发达农村家庭手工业，以副业生产创造的产值，补贴单纯的粮食作物生产，以此完粮纳税、维持生计。
以松江府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发达的棉纺织业，正是宋元以来、特别是明代官田重赋压力下的产物。
而明朝政府也顺应了松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允许当地人民缴纳折色田赋，先后经历了折布到折银的变化过程。“这个曲折的过程是从限制商业资本的介入，到放开棉布市场，促进小农家庭棉纺织生产的商品化，甚至于将城镇棉纺织业都纳入农村家庭棉纺织业的机制运营中来，借以维持其专制国家的财政基础的小农经济”。（《明代松江府农村的棉纺织业发展和田赋的关系》）
也就是说，晚明的江南小农经济，渗透着浓厚的工商业气息，国家对工商业的扶持或打击，都必然导致这些基层纳税人受到直接影响。
因此，万历矿税监之派打击了城镇工商业者，实际上就是对江南新型“小农经济”的严重冲击，破坏了江南社会的纳税基础。
从户部的财政统计中，也能够得到印证万历朝矿税监最炽之际，正是江南等地逋赋最严重之时。万历三十四年五月，户部尚书赵世卿奏报，“细查省直拖欠，自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约二百万有奇，即三十三年未完已至百万。加以近日典礼、河工，亏减又不下百万。夫臣部岁入岁出仅此四百万耳，兹就一岁而言，入有百万之歉，出有百万之增，合计岁额，共亏二百万金”。也就是说，万历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年逋量在百万两以上，这是当时内府矿税银收入的三倍，真是得不偿失。
而矿税监虽在万历三十三年开始部分回撤，但其实际影响则持续到万历四十八年神宗病逝。
从史实上看，在四十六年辽东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辽饷”加派之前，全国逋赋情况日益严重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万历四十六年，据时任户部尚书李汝华言“各省直京边钱粮，年来拖欠太多，除四十三年以前带征共欠二百三十六万五千四百两不开外，其四十四、五二年共欠二百八十六万九千四百一十两”。“各省直所欠京边，自三十二、三年起至今不下六百万”。
也就是说，从万历三十二年至四十六年间，平均每年逋欠太仓银近45万两，且呈递增趋势。甚至原属“宽民力”的漕粮折银，“今南直隶、江西、湖广、河南、山东数年不解，总计欠七十一万一千九百余两！”
此外，另据光、熹之际南京户部尚书汪应蛟奏报，“窃查南粮积逋之数，自万历四十二年起至四十七年止，共一百六十余万，又查三十五年起至四十一年止，亦一百五十余万”。
“南粮”是指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南直隶起运南京的税粮，主要供应各部寺衙门及各卫所，总计大约每年150万石，则万历三十五年至四十七年间，共逋赋南粮310余万石，汪尚书不禁惊呼“此皆田粮正赋，并非额外加征，何有司怠缓若此？”
万历四十六年后，明廷为辽东战事筹集军饷，批准南粮改折，“共该银五十八万余两”，结果，两年后“解到仅十分之四，未解者尚十之六。今不为设法振饬，将来帑庾日虚，臣不知所处止矣！”（《明神宗实录》卷570、571）
综上所述，万历中后期的逋赋，确实跟矿税监之派存在着密切关联，二者互为因果。而矿税监对于工商业的直接损害，也正是晚明逋赋在万历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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