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岳飞案的问题，在本书中也有通过人物对话讨论的情节，就岳飞案本身而言，有两个争议点，一是岳飞在淮西之战中的表现，二是岳飞是否有意谋反。
本章作为背景补充材料，从史料出发，详细梳理岳飞案始末，并就这两个争议点进行相关讨论。
根据对现存史料的研究，可知岳飞案应该是在宋高宗指使下，秦桧积极配和，他们二人共同做成的。
岳飞的被杀，既和赵宋王朝的抑制武臣的祖宗家法有关，又与他触怒宋高宗，成为秦桧执政的障碍又关。
宋高宗杀岳飞的原因固然有他坚决抗金，反对议和的因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却是岳飞不能绝对服从朝廷，坚持自己主战观点，多次抗命，屡犯君颜，为高宗所忌。
绍兴七年年春，刘光世被罢兵权，宋高宗曾有意将淮西军交由岳飞统领。岳飞非常兴奋，上书渴望出师中原。
这与高宗的和议主张相违，高宗还担心岳飞实力增强，不易控制，遂收回成命。
岳飞一怒之下，上书乞解兵柄，不待批准，便自往庐山为母守丧。
高宗多次下诏督促其回来，他都不肯就命，后在大臣李若虚的反复劝说下，岳飞才勉强下山，回去掌兵。
当时南宋与金、齐之间战事正紧，高宗内心虽颇为忌恨但是急需用人，就没有责罚岳飞，但在高宗和大臣眼里，岳飞辞职不干，适“意在要君”，并月“专在并兵，以增强其力量”。（《宋史》卷28）
绍兴九年和议成，金人归还河南、陕西之地，高宗欣喜不已，授岳飞开封仪同三司的官职。
岳飞却说“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伤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宋史》卷365）
高宗三次下诏，岳飞都拒绝接受，高宗反复晓谕，他才勉强同意。
尽管岳飞的举动目的是为国家着想，认为金国没有诚意议和，应早做准备，以防不测，但高宗却认为他不听朝廷命令。
绍兴十年，宋金战争再度爆发。
岳飞在顺昌解围后，不顾赵构“兵不可轻动，意且班师”的约束，大举北伐，虽然收复了大片失地，但是也己经是孤军深入，有被金军合围的危险。金军主力部队已经与张俊、王德的军队主动脱离接触，打算围歼岳飞。
高宗看到这种局势，急令岳飞回师，岳飞不知危险继续用兵，对高宗的旨意置若周闻。
宋高宗惊疑不安，认为岳飞现在是“恃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
可岳飞仍上书反对班师。
最后，宋高宗只能连用十二道金牌，迫使岳飞退兵。
此时岳飞又上书要求解除兵权，不等批准，就离开军队上了庐山。
赵构对岳飞再次擅自离职，无视朝廷，更加疑忌。
绍兴十一年年，“虏人有饮马大江之谋，大将张俊、韩世忠欲先事深入，惟岳飞驻兵淮西，不肯动。
上以亲札趣其行者，凡十有七，飞堰赛如故，最后又降亲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举’飞奉诏移军二十里而止。
上始有诛飞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绍兴十一年，朝廷令张俊、岳飞去楚州安抚韩世忠军，实则是想分割韩家军，进一步分解大将兵权，但岳飞却极力反对，打乱了高宗收兵权的计划。
高宗此时己经不需要大将冲锋陷阵了，再也不能容忍岳飞犯上，为了顺利的收兵权，扫除和议障碍，威吓抗战派，岳飞被杀就不可避免了。
朱熹评价此事时说“诸将骄横，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而韩世忠破胆矣”（《朱子语类》卷133）
秦桧是因为倡导议和，才被宋高宗第二次拜相的。
秦桧知道要保住自己的相位，就必须仰承赵构的意志，保证和议成功，而岳飞却是坚决反对议和的强硬派。
绍兴九年，议和协议成功后，岳飞大怒，上书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减，恐贻后一世讥”。（《宋史》卷365）
之后，岳飞反对议和的言行越来越激烈，“飞数言和议非计，桧大恶之”。
所以“桧亦以为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力谋杀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
宋高宗和秦桧都想杀掉岳飞，所以二人互相利用，做成了岳飞冤案。
张俊曾经作为岳飞的上级，对岳飞非常赏识，多次举荐岳飞。
建炎四年公元年，张俊征讨戚方，岳飞为其部将，屡立战功。
“范宗尹言‘张俊自浙西来，盛称飞可用’，迁飞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宋史》卷365）
绍兴元年年，张俊讨李成，特意请调岳飞与他共同出战，岳飞在张俊率领下，在讨李成、张用等游寇中不断立功，张俊非常喜欢岳飞。“江淮平，俊奏飞功第一，加神武右军副统制”张俊这时一与岳飞关系很好，认为岳飞是年轻的将才，不断推荐他，岳飞也不断被重用。（《宋史》卷365）
但是随着岳飞官职的不断升迁，二人的关系逐渐发生微妙的变化。
绍兴四年年，岳飞收复襄阳六郡，拜清远军节度使，年仅32岁，便与张俊岁受封节度使、韩世忠、刘光世三位大将地位相等。
“时淮东宣抚使韩世忠，江东宣抚使张俊皆己立功，而飞以列校拔起，世忠、俊不能平……及破杨么，献楼船各一，兵徒战守之械毕备，世忠大悦，而俊益忌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0）
张俊面对岳飞的崛起，不能坦然，产生嫉妒之心也属正常，因为自己戎马一生，经过数次血战，才有今天的职位，而岳飞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心中不甘是人之常情。
但是岳飞面对自己的老上级也没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及时化解矛盾。
“丁巳，起复……岳飞为太尉……翌日，升宣抚使。飞威名日著，淮西宣抚使张俊益忌之。谋官薛弼每劝飞调护，而幕中之轻锐者，复教飞勿苦降意。于是飞与俊隙始深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这时，张俊与岳飞之间还是有和解的可能，但是被“轻锐者”阻止了。
绍兴十一年年正月，金兀术率十万铁骑渡淮河南下，直逼长江。
淮西危机，张俊所部与金兵激战，韩世忠奉命向西出击支援张俊，岳飞也同样奉命驰援淮西，但他却迟迟未动，
“初，敌之入犯也，上命飞以兵来援。
飞念前此每胜，复被诏还，乃以乏粮为词。
最后，御上御札付飞云‘社稷存亡，在卿此举’
飞奉诏移军三十里而止。
及壕州已破，飞始以兵至舒、薪境上，故张俊与秦桧皆恨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张俊对岳飞不能及时支援自己，怀恨在心。
这件事也成为以后岳飞遭弹劾的主要罪证之一。
后来岳珂著《鄂国金陀稡编》说此事是对岳飞的诬蔑，《宋史》未加详实辩析，以《鄂国金粹粹编》为据，附会岳珂之说，后人亦多以此二书为信史而用之。
《鄂国金陀粹编》记载此事为
边报至行在，上赐御札曰“虏人已在庐州界上，卿可星夜前来江州，乘机照应，出其贼后。”
诏未至，先臣窃念虏即举国来寇，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虏必奔命，可以坐制其弊。二月四日，即遣奏
……至是上得乞会兵奏，大喜。及得虚报，果令缓行。是日又得出蕲、黄之请，益喜，手札报谕，以为“中兴基业，在此一举。”
岳珂这里说御札“果令缓行”，依据王曾瑜先生的注解，可以知道高宗御札多次督促岳飞快速推进，支援淮西，“星夜前蕲来、黄，径趋寿春，出其贼后，合力剿除凶渠，则天下定矣。”（《高宗宸翰七十九》）
岳珂在这里并没有真正依据高宗御札进行如实记录，而是用了曲笔。
接下来他又辩解说
“初九日，先臣始奉初诏，时方苦寒嗽，力疾戒行，以十一日引道
……师至庐州，兀术闻先臣之师将至，与韩常等俱惩颖昌之败，望风遽遁。
遂还兵于舒，以侯命……兀术用郦琼计，复窥濠州。
三月初四日，先臣不侯诏，麾兵救之，次定远县。兀术先以初八日破濠州
……虏方据濠自雄，闻先臣至，又遁，夜渝淮，不能军。”（《行宝编年卷之五·绍兴十一年》）
依据王曾瑜先生此条的注解，可知岳飞是在宋高宗又发多次御札的督促下才发兵的，二月二十日张俊、刘锜等人都已经收复了庐州，当时岳飞还未赶到庐州战场，当然不会有在庐州使金帅兀术“望风遽遁”的战绩。
并且王曾瑜先生还进一步考证出岳珂在《金陀续编》卷四所书《师至定远兀术等望风退遁解围庐州赐奖谕诏》的内容是南宋朝廷对张俊等将领取得拓皋大捷时的奖谕，与岳飞到定远无关。
《师至定远兀术等望风退遁解围庐州赐奖谕诏》是岳珂为表其先人功绩而故意挪用的。
岳珂在《鄂国金陀粹编》中认为张俊以此事诬陷岳飞有逗留之罪，这也是张俊遭后人指责的最主要罪证。
是岁淮西之役，先臣闻命即行。途中得张俊咨目，甚言前途粮乏，不可行师。
先臣不复问，鼓行而进，故赐札日“卿闻命，即往庐州。遵陆勤劳，转饷难阻，卿不复顾问，必遄其行。非一意许国，谁肯如此。”
俊闻之，疑先臣漏其书之言于上。归则倡言于朝，谓先臣逗留不进，以乏饷为辞。（《行宝编年卷之五·绍兴十一年》）
同书的《淮西辨》说
“俊盖初以前途粮乏误先臣，而先臣不听，鼓行而进，及御札有“不复顾问”之语，俊意先臣漏其书之言于上，而谮害之言成矣。
当时先臣得罪，尚书省敕牒之全文，固出于一时酷吏之手；而俊之遗先臣书，称前途乏粮，以误先臣者，亦备载不遗，盖亦自有不能掩也。”
岳珂在这里表明是张俊以乏粮为由阻止岳飞援救淮西，岳飞不听，继续前进，受到宋高宗的嘉奖。
张俊怀疑岳飞向高宗告了自己的状，反诬陷岳飞以乏粮为借口，逗留不前违抗圣命。
但是淮西战事从正月中旬开始，宋高宗在正月二十九日就给岳飞发御札命其驰援淮西，“据探报，虏人自寿春府遣兵渡淮，已在庐州界上，张俊、刘锜等见合力措置掩杀。
卿可星夜前来江州，乘机照应，出其前后，使贼腹背受敌，不能枝梧。投机之会，正在今日，以君忠勇，志吞此贼，当即就道。付此亲札，卿宜体悉。”（《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卷3《高宗宸翰卷下·绍兴十一年》）
此后，宋高宗又多次督促岳飞支援淮西，但是直到三月初岳飞仅仅到达舒州。
整个二月份，张俊率各路军队正与金军激战，急需援兵，但是这时岳飞却迟迟未到，宋高宗多次急令岳飞支援，也没能起到作用，很是无奈。
因为又需要岳飞支援淮西，高宗只好好言相劝，在三月十日还再请求他出兵，“得卿奏，知卿属官自张俊处归报，虏已渡淮，卿只在舒州听候朝廷指挥。
此以见卿小心恭顺慎，不敢专辄进退，深为得体，朕所嘉欢……卿可星夜提精兵，裹粮起发，前来庐州就粮，直趋寿春，与韩世忠等夹击，可望擒杀兀术，以定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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