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盐商中的场商与灶户间的关系最为密切，明中叶以后，当盐课的征收方式开始“废本色纳盐之名，而尽征折色”，使灶户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削弱，盐课纳银也使封建政权从盐业市场中脱离，成为坐收盐课的寄生者。而灶户的身份也从专制政权的依附者，变成了“小商品生产者”，灶户和市场之间的联系加强，商业资本与灶户之间控制与依赖的关系正在逐步形成，这为盐商剥削灶户成为了可能。
“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在清代，盐商的垄断地位更为巩固，对盐买卖的垄断程度更为深刻，对灶户的剥削更为严重和肆无忌惮。清代场商为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在生产领域对灶户的剥削主要包括以下情况
一，“出租灶地”，与灶户建立起租佃关系。
所谓灶地是指在古代榷盐制度下，由国家把土地分给灶户设灶煮盐的土地。
灶户对灶地仅有使用权，并且同民户交地租一样，灶户要向国家交盐课，盐课的征收是以封建政权把土地分给灶户作为前提条件的，相当于农业中的地租。
明朝前期，榷盐制度是严格的官买官卖式，在此方式下，封建官府与灶户之间的关系很密切。
明朝中后期，中国古代榷盐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盐商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开始从封建政府的“控制”下分离出来，中国帝制社会末期盐商阶层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此时“最大的商业资本之一”。
虽然在明初的一段时间里，官府还严格控制着盐业生产和盐税，“洪武中，每灶一丁，给工本钞二贯。又给以草荡灰场，此即官与牢盆之意也。”（《皇朝经世文编》）
后来开中制的实行打破了这种均衡，“煮海之利，历代皆官领之。太祖初起，即立盐法，置局设官，令商人贩鬻，二十取一，以资军饷。既而倍征之，用胡深言，复初制。丙午岁，始置两淮盐官。吴元年置两浙。洪武初，诸产盐地次第设官。都转运盐使司六曰两淮，曰两浙，曰长芦，曰山东，曰福建，曰河东。盐课提举司七曰广东，曰海北，曰四川，曰云南。云南提举司凡四，曰黑盐井，白盐井，安宁盐井，五井。又陕西灵州盐课司一。”（《明史》）
盐商开始参与盐业生产，可以说，开中制是封建盐法变化的转折点，从此，商业资本开始插入盐业生产。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兼并是存在于帝制时代农业经济中一个难以改变的问题。少数大地主、大官僚为了占有更多的土地，以种种卑劣手段，巧取豪夺农民的土地而使其沦为佃农。这样，土地开始私有化。随着兼并程度的不断加深，农民与地主之间控制与依赖关系也在逐步的加强。
与民田一样，在帝制时代末期，灶地也处在被兼并的境地，灰场和草荡本来是灶丁们的主要生产资料和生存命脉，是由国家供给。
但是那些豪强、富商们为了垄断盐利，疯狂的兼并和买卖灶地，“夫欲晒土，必有摊场；欲煮卤，必有草荡。今之场荡，悉为总催者所并。”（《明经世文编》）
一般而言，土地兼并会导致兼并者与国家政权的矛盾，封建政府大多采取抑制兼并的措施使兼并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值得注意的是，灶地被兼并后，封建国家采取的措施并不是抑制兼并，而是默许了这种兼并，并通过改变盐课的征收方式来维系国家对盐课的征收。
由征收实物改为征银，此法始于明代成化年间，也就是在此时，盐商队伍发生了分化，出现了边商与内商。
“……淮浙盐不能给，乃配支长芦、山东以给之。一人兼支数处，道远不及亲赴。辄贸引于近地富人。自是有边商、内商之分。于各边中引者，谓之边商；于内地守支者，谓之内商。”（《明史》）
边商、内商的出现不仅使盐商进一步纳入盐业市场，而且也使一些商人资金投入更多，能承受风险更大，最终导致大盐商的出现。成化年间由征实物到征银的改革，虽取得一定效果，但“折纳银者，然未尝著为令也。”一直到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变法，才使折色之法制度化。
嘉靖年间，虽然一些地区“稍复开中，边商中引，内商守支。”但是，许多地区已经完全使用“折色”，“自此法坏于折色，而商始不开屯。”（《清世祖实录》）
其实，盐课纳银与灶地私有化是相伴而行的两个过程。
在《清代前期的盐法、盐商和盐业生产》一文中作者通过对明朝历代盐商折色纳银多少的分析，认为明朝盐课银“从每引纳银八分增加到每引纳银三、四钱，直至一两三钱，意味着盐税在明王朝财政收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但是，这种转变的意义绝不仅如此。洪武年间每引只纳银八分表明当时封建政权主要不是向商人征税，而是直接榨取灶户、直接垄断盐的专卖来获取财政收入。”
成化、弘治后，当每引税银增加到三、四钱，甚至更多时，帝制政权已把征收商税作为从盐业获得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了。从现象看，帝制政权对商人的榨取是加重了，但是，这种现象实质上是反映了一个更为根本的事实“封建政权正在逐步把对于盐业直接生产者的统治权转让给商人，商人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与剥削正在加强。”
可以说，盐课征银是封建政权向灶地兼并者妥协的产物，“在灶地私有化后，折银的盐课已经成了一种纯粹的赋税。帝制政权不再通过直接垄断盐的买卖，而是通过征收盐税来获取财政收入。既然盐已不再由封建政权垄断，盐的买卖也就不再在帝制政权与商人之间进行，而转移到商人与灶户之间去了。”
商人与灶户间的关系随着万历四十五年（1617），袁世振“十字纲法”的颁布而固定下来。“在册盐商在盐业社会经济中，遂与盐业生产者灶户构成更加密切的关系。……最终形成以商人行销纲盐、食盐、票盐三大商盐的格局，并且介入盐生产和收盐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取得支配地位。”
商人进入盐业势必造成盐商对灶户控制的局面，其中，对灶户基本生产资料灶地的剥夺主要表现在灶地的私有化上。
如清人俞德渊言“惟此法施之，商亭，商鐅，则顺而易。行之灶亭，灶鐅，则逆而难。盖商亭、商鐅商产也。灶土、灶亭、灶鐅灶产也。以灶户自置之产而一旦属之商人，无异掠贫民之业。使富民代为管领，以世业而变为佃农，孰甘心焉。况商之殷厚者，其经理多委之商夥商厮，此辈专以剥削为能。借贷则要以重息，秤收则勒以重斤，灶既积怨于商，必与民贩勾通盗卖，其势然也。”（《皇朝经世文编》）
此时，灶地买卖限制更为宽松，灶户失地的情况更为普遍和严重。面对此情况，清政府一方面使盐场灶荡归于地丁，如“雍正三年，奉文丁归地征，……草荡、海滩并内地成熟，各则税荡之上，按亩计弓完纳。”（《重修两浙盐法志》）
另一方面，清廷对商灶买卖则以姑息，认为“灶荡卖与场商，与卖与民户，微有区别。盖民户既不务煎，又不办运，其所买荡地，不过图得草薪，或以供炊，或以外贩。且草荡或肥沃，即思私垦，于煎务实属有害。场商业在买补，其心本欲广产，所得草荡或买自灶户，或灶户以之抵欠；该商无不募丁樵采，或佃租摊晒。”（《清盐法志》）
如嘉庆三十年，议准长芦“丰台、芦台两场滩副，灶户无力勘晒，准租给商民，或与商民夥晒。凡停晒未久，修滩工本较少者，限五年准其另租。”（《清盐法志》）
灶户需要灶地来维持生存，他们如何获得土地进行生产，大多数灶户只能租入盐商的土地，盐商通过与灶户建立租佃关系，实现了对盐业生产的垄断。
除了灶地，灶户的生产资料还包括用于煮盐的盘鐅，“从来场灶烧盐之具，深者为盘，浅者为鐅，设有定数，无许过额，而煎烧盐斤，以一昼夜为火伏。”（《皇朝文献通考》）
对于这些生产资料，明朝万历之前多有官府供给，当万历四十五年两淮开始“盐引改征折价”之后，这些生产资料由于所需成本较大。于是，“官铸盘铁锅敝之制遂止”，而改为“众商出资本鼓铸”“以应灶用”。这样盐商实现了对灶地之外生产资料的控制。
到了清代，此法已成定制，“两淮煎鐅，向系商人呈明开铸，分卖与灶。”灶户购买这些生产资料所需资金一般是从商人那里借贷而来，“凡灶户资本，多称贷于商人，至买盐给价，则权衡子母，加倍扣除，又勒令短价，灶戶获利无多。”（《皇朝经世文编》）
这些用于维持灶户生产的资金被称为养灶银，何为养灶就是“场灶贻收有盐斤，听商收配，再给本银，接续煎晒，名曰养灶。”盐商养灶原因如闽浙总督杨景素所言“调剂盐商，发本养灶贾以恤穷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
这样，灶户与盐商之间就建立了不公平借贷关系。
二，“举钱济灶”，与灶户建立起借贷关系。
所谓举钱济灶，就是指盐商为了满足对灶户的剥削而借贷资金使其维系生产的行为。
通过“举钱济灶”，在盐的生产领域，盐商与灶户之间建立起了“非正常”的借贷关系，盐商实现了对灶户的高利贷剥削。
制盐工本在明中期之前，则由官府根据盐场的大小配给实物工本，明中期盐法改革之后，工本由发实物改为发钞，不久朝廷废除对灶户的盐钞供给。
这样从半农奴状态脱胎而来的灶户十分缺乏资金，非但生产费用难以筹措，而且因为官府工本早已停发常常连日常生活也穷于应付，于是商人资本乘虚而入，通过预支工本的形式，取得了灶户全部产品的支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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