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开始动摇了。
我接着说：“要答应条件也得回家后再说，这儿是说话的地方么，再说，不管石头抛得有多高，总得有个地方落下来，在个地方放着，你们认为呢？”
人们三三两两的有人起来，接下来人们纷纷站起来，我让崔风使到县车站找了一辆大班车，将工人们一同带到了县里比较老一点的工厂里，参观了县竹器厂、手工艺品厂、石材厂等几个工厂，这些工厂同山里办的乡镇企业比较接近，是我有意安排的。工人们是带着情绪来看别人的厂，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七嘴八舌的议论纷纷，我说，先看后说，回家讨论我们的厂怎么样搞。
当晚，乡里召集由企管会、食品厂中层以上干部参加的座谈会。会上我将自己早在回乡的路上想好的方案提交大家讨论，这个方案就是一个字：卖。
会议在乡政府接待室举行，按照会议议程，食品厂厂长狄衡汇报了厂里的财务运行情况，全厂目前亏损八十多万元，欠农行和信用社贷款累计六十余万元，已经有半年没有发工资了，其中夫妻双方在厂里的双职工就有二十二人，这次去县政府上访主要就是这二十多人组织的。
讲到这里，我打断了他的讲话，说，我不想听是谁组织的，谁组织都一样，他们没有错，错在我们身为国家干部、人民公仆没有办法让大家有一碗饭吃，这就是我们的过错和悲哀。
徐长卿也作了一番检讨，无非是一些自己工作没有做好，给党委政府脸上抹了黑，接着就介绍了县城几个工厂的实际情况：县竹器厂的改革办法就是搞股份制，每个工人入股一万元，目前生产经营火红，上半年已经实现了开门红；手工艺品厂是一个资不抵债的企业，采用的办法是连同工人一起卖给一个福建老板，养老保险金也由厂家每月支付给县保险局；县石材厂进行的是股份制改革，由采矿厂、运料场、白鸭山厂等几个大小厂各入股十万元成立的白昊飞泉石材总公司。
崔风使也发言了，他说，工人们现在有三种心态：第一种情况是，一次性卖断，退还入股股金和养老金；第二种情况是，要求对厂里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查一查这么大笔的贷款钱到哪里去了，这是主流意见；第三种情况是，要求发工资并注入流动资金继续生产。
等他们发言完后，我最后拍板说，一个字“卖”！第一步先注入十万元资金，其中二万元用于发工资，八万元作为流动资金，维持工厂正常运转，资金以厂房作抵押从信用社贷款；第二步进行清产核资，盘清家底，拿出拍卖的方案；第三步实行公开竟标拍卖，本乡、本厂的人有优先购买权。
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散会后当我回到乡政府院子，自己的房间时，有两位老工人找到我的房间内，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他们俩抢着说，这个工厂不能一卖了之，回想当初，在一个饼子铺和一个小榨油房的基础上建成了食品厂，从简易厂房到钢筋水泥楼房，从手工到现代机械化生产、从个体干到国营，他们历尽千辛万苦，为此骄傲和自豪，如今又要卖给私人，这不是走回头路么？这不是对他们多年工作的否定么？这无论如何，他们是接受不了的，他俩还警告我，如果一定要卖的话，他们就要上县政府，还要将乡政府告到法庭，他们一定要讨还公道。
我做了思想工作，但是俩位老人没有接受，他俩是在愤愤不平中离开房间的。这之后，我又接待了三批食品厂的职工，一直闹到十二点，我对最后一批来的工人说，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工人们实在过意不去，才勉强接受了我的意见。
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觉得好累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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