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我的一个同学从深圳打过来的，同学叫文林郎，在一家外资企业当财务主管。他在电话里说，老同学呀，好久想给你打电话，一直忙得不能脱身，你说的那件事情基本上搞定了，可以动身来，什么时候来，你自己确定吧，来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就行，到时候我到站里接你。
我说，那就谢谢你了，医院方面联系得怎么样？
同学嘛，就不用气了，我一共联系了三家专科医院，一家是我老婆在里面，一家有我的上司的同学，还有一家是我们一位同乡在医院里面搞主治医生，他们都说，没有见到病人不好说情况，还是等你来了再说吧。
我同他气了一番后就放下了电话。我是不吸烟的，这时我非常想，后悔刚才那两条烟没有留下来，我就用报纸卷了一个烟状的椭圆形，点燃后慢慢地吸着，思绪也在飞扬。本来，为了丈夫的病，我已经是负债累累，就只差倾家荡产了。这些年来，东挪西借绞尽脑汁，总算保住了他的一条命，可是最近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总是叫背疼，这是原来没有过的症状，上次到县人民医院检查过了，医生说，可能是病变，要立即做手术，考虑再三就觉得还是到大医院做，因为专家曾告诉过我，水牛的病不是一般的病。于是我就托了在深圳工作的文林郎帮忙联系，我觉得再没有退路了。就这样，不顾家人的反对，还是向县里请了假，带着男人水牛上路了，县政府的一把手县长很同情我的遭遇，在我上路之前特地从县公费医疗办公室里特批了两万元专款，并当场自己也捐了一千块钱，还安慰说，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希望我要坚强些，走过去就是胜利，我很感动，几乎是热泪盈眶了。
到了深圳，文林郎就劝说我，还是让水牛在深圳治一治，看一看效果，再去香港。
在深圳的东方医院住了下来，院方就迅速拿出了结论，是骨髓发生病变，并有可能转化为癌症。结论给我不亚于一个晴天霹雳，我有些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检查、复查，二十四小时的护理，折磨得我忘记了白天和黑夜，还有更大的手术在后头等着，幸亏文林郎介绍了两个从蓣山乡来深圳打工的妹子，两个打工妹听说是咱们蓣山乡的书记的爱人住院，也就格外地殷勤，两人都在一家大型宾馆里当服务员，刚好是一个白班一个夜班，两人商量好了，白天黑夜轮流来护理，这让我感激涕零，我问了情况，两个姑娘，高个子的一个是杏花村的，小名叫五毛，短而胖一点的是能仁寺村的人，小名叫花囡。五毛和花囡一个是高中生一个是初中生，走在一起，又是老乡，真的是不容易了，有她们俩陪着说话，跑跑跳跳的，生活上也有个照应，寂寞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我从内心深处感觉到老同学和老乡的关照和体贴入微的细腻。
住院观察了两个多星期，终于开始做手术，漫长的手术过程让我觉得仿佛过了几个世纪，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了！”
失败了，就意味着还要再做一次，而这期间就又要观察一个多月，还要视情况而定，是不是能再做手术还要看水牛的康复情况及其机体的承受能力。
我只得向文林郎借钱了，又打电话给县委组织上请假，因为我来时说请一个月的假，眼看要到期了。
这期间，县长派他的秘书来看过一次，乡里也派了狄长生和苏合香到深圳来看过，狄长生先回家。苏合香则在深圳呆了一个星期，她想留下来同我说说话，在苏合香的心目中，我就是她的榜样，无论是做人做事，还是搞工作，苏合香唯我是听，临走的那天夜里，苏合香说出了她埋在心头很久的话，她说，她要同她男人离婚了。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在杏花宾馆同相好的睡觉时，她男人闯进去捉住了他们俩。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扼要，我曾经耳闻过苏合香的绯闻，那个相好的是县里的一个企业的老总，外号“半条命”，是县里有名的企业家，我极力规劝她，不要同他来往，甚至于有一次还让分管组织的崔风使同她正式谈过话，她答应了，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两人又粘上了。
我说，这样的事情让你男人逮着，你自然再也没有脸同他生活在一起了，离婚是不得不选择的上策，可是你孩子怎么办呢？
苏合香说，事到如今不由人了，孩子也那么大了，他愿意跟谁就跟谁。
我就这样一直住着，等到第二次手术的到来，可是医生说，第二次手术就没有那个必要了，这就等于宣告了水牛的死刑，医生说，水牛最多只能活三个月了。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医院破例又为水牛做了第二次手术，在做手术之前医生就同我讲好了，说做与不做其实都一样，我说，做吧医生，只要我们都尽了心，将来谁都无怨无悔。医生被我所感动了，硬着头皮做手术，一场手术下来光是费用就让我吃不消了，我又得四处借钱，这时君迁子刚好在深圳参加一个画展，就给我汇了一笔款子，足足可以让水牛在深圳待到出院了。
事情正如医生所说，从深圳回到蓣山乡后的第二个月我的丈夫水牛终于在倍受病痛的折磨中离开了人间，临死的那一刻我一直守在他的身边，可是他不能说话了，只是用手在自己的胸口示意一下，就合上了眼睛。
人们说，水牛的死对我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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