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寇准的风格与当日大多数科举出身的文臣明显不同，他性格外向，欠缺谨慎持重，性情又过于刚直，疾恶如仇，做事常常不顾及同僚和下属的脸面。如此这般，不免受到许多人的怨恨，以至于陷于孤立的境地，最终连天子也帮不了他。
至道二年（996）七月里，朝廷举行南郊祭天大典结束后，依照惯例百官都获得叙迁。在安排此次人事变动的过程中，寇准素来印象好的官员多得美差，而他反感或不熟悉的人则很少获得好处，从而招致一些人的非议。这得承认，他既有打破陈规选拔人才的一面，也存在主观偏见的一面，欠缺政治家必要的容人之量。
当时，有位名叫彭惟节的官员，其排序一直居于另一位朝官冯拯之下，这次叙迁后，前者转官屯田员外郎，后者转为虞部员外郎，也就是说彭某排位超过了冯某。但上奏列名时，冯拯却继续要求保持在彭氏前面。寇准素来对圆滑投机的冯氏缺乏好感，便大为恼怒，遂以中书公文的形式斥责冯拯扰乱朝纲。冯拯本非良善之辈，接获堂帖后愤懑不已，哪里肯善罢甘休，就上奏指责寇参政擅权，接着又条陈其对待岭南地区官员的任用不公。他这么做，自然有一批人支持，广南东路转运使康戬便积极予以配合。康戬也向天子上疏反映：宰相吕端、参知政事张洎和李昌龄皆寇准所引荐，吕丞相心存感激，张参政曲意奉承，李参政则畏惧不敢抗衡，是故寇准得以为所欲为，变乱规矩。如此言辞，可谓相当大胆，牵扯到当朝地位最高的几位宰执大臣，背后必然有复杂的势力撑腰，很可能是得到反对太子一派的李皇后、大宦官王继恩等人的指使。既然有把柄可以被抓，政敌当然不会手软。
太宗皇帝阅罢几份奏疏，龙颜不悦，再赏识的人也只是臣子，若要擅权或重新拉帮组派，照样是绝对不能接受。
当寇准奉命主持太庙祭祀事务之际，天子召见了吕端等人。吕相公受到太宗的责问，已顾不得情谊之类的事，连忙解释说：寇准性格刚强，为臣等不愿与他争执，也是考虑到怕有伤国体。随之，带头顿首谢罪。品行不端的张洎为求自保，恩将仇报，乘机落井下石，竟揭发寇准私下里说过批评天子的话。
结束太庙公务后，寇参政上殿汇报，天子质问他有关冯拯反映的事，他这时竟犯了老毛病，不知掌握分寸，一味地为自己辩护，还请求在朝堂官员面前互相对质。显然，他过于自信，不惧公开辩论。太宗听得不耐烦，说道：若就当廷分辩的话，有失大臣之体。话已至此，寇准犹不知退让，仍坚称自己无过，又拿出中书有关官员的簿子，一一指出先后，无非要争个是非曲直。他只顾倔强，不知变通，势必一举不得，前功尽弃。天子愈加气恼，不由得对昔日爱卿叹责道：鼠雀尚知人意，何况人呢？就此结束了不愉快的谈话，随之传诏罢免寇准的要职，出贬为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知州。
追逐权力本是政界的通病，也是每位政客的本能，本朝魏徵寇准自不例外。而权力的拥有，往往不是简单论品行论能力论远大的抱负，就能公平衡量分配，尔虞我诈、明枪暗箭、阳奉阴违、调虎离山、针尖对麦芒等等，以至于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之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从来便是如此。寇准显然不精通权术之道，大概还反感这些东西，常常仅凭一颗赤心一腔热肠对待君王和政务，自是简单粗糙，难免陷身孤立，甚至授人以柄。对此，他的同年和好友张詠以后曾叹息道：寇公实乃奇才，可惜学术不足耳！此所谓学术非今日意义上的学问之学术，而是指学习揣摩历史经验所获得的政治权术。还是知己者说到点子上了，遗憾的是当事人终生也没有真正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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