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大起大落之下，寇准还是心情郁闷，心有不甘，大好年华难道就此了却？好在他自有解脱之道，一面寻找复出的机会，一面吟诗畅饮，正好过几天舒坦日子。
从黯然调离京师之日起，他先后在京西的陕州、河北的天雄军两地做了七年左右的地方官。在这几年里，他将本署衙门的事交给僚属办理，自己又时常纵酒取乐与浇愁。
宋人笔记称：寇故相在地方州郡期间，生活豪奢，尤喜大摆宴席，以此声名远扬，世人却并不以此非之。以后，有位执政大臣夏竦亦好奢靡，曾不解地问门客：寇公自奉奢侈，而未遭非议，轮到了我为何就议论纷纷？门客回答道：曾经听说寇公在地方时，闲暇之日与下属到郊外聚饮，席间偶然听到驮铃声，就遣人去查看，当得知是一个卸任的县官途经此地后，寇公当即招呼此人来一同饮酒。而大人您对待出入京城的士大夫，很在意官阶地位的差异，以分别礼数高低，何况其他事情呢！因此世间的品评自然有别。这段非正式的记载，恰好说明了寇准直率坦诚的品性，也折射出他在地方衙门排遣时日的一个侧面。
需要指出的是，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初开始，天子为洗刷澶渊之盟的耻辱，听信王钦若的建议，搞了一场持续多年的迎天书、东封西祀祭天地以及名山大川之类的迷信祥瑞运动，以转移国人的视线，意在证明本朝天子的神圣合法。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在封禅泰山的巡幸活动中，天子特召寇准随行。此事颇值得玩味，或许是真宗略感过意不去，有意借此抚慰昔日的功臣。而通过这次随扈过程中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王钦若一伙装神弄鬼的闹剧，寇准洞悉了君臣愚弄天下背后所暗藏的动机，也多少体察到天子的难言之隐。
大中祥符六年（1013），寇准奉诏返回京师，出任以往做过的开封府临时知府。时隔一年，他升任枢密使，主掌最高军务，老对头王钦若则被逐出枢密院，暂时赋闲。当日的宰相王旦、向敏中都是他的科举同年，相互都属同道中人，形势似乎一下子好转了。
不过，寇枢密疾恶如仇、褊狭的本性终究难改，他不仅揭露和打压王钦若的同党、三司使林特等人，并当着天子的面与林特发生争吵，引得真宗十分厌烦。至于枢密副使曹利用，澶渊之盟中受他指派完成使命，本对他充满敬意，寇准亦因此人出身行伍而不放在眼里，就此结怨。更重要的是，寇准未能处理好与丞相王旦的关系。
按照本朝最高权力机关两府的运行规矩，宰相负责的中书与枢密使掌管的枢密院，既分别向皇帝上奏汇报，彼此也须依照制度往来公文。一次，中书发给枢密院的公文略有不符手续之处，寇准竟公事公办地反映给天子，结果王旦遭到真宗的批评，下属吏员受到处罚。不久，枢密院给中书的公函也犯了类似的失误，属吏一看可抓到对方的把柄，便报告给王相公，岂料王旦并不计较，只是令人送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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