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史上，名相确实辈出，往早了说有赵普、吕蒙正、吕端、李沆、王旦和寇准，中间续着王曾、韩琦、范仲淹、富弼、文彦博、王安石和司马光，朝后看还有李纲、张浚、虞允文、范成大、魏了翁及文天祥等等，其事业功绩无论大小高下，都多少能名垂青史。但若只记得他们，还是不足以反映宋代三百多年间历史的复杂多样性，因为所谓的奸相庸相并不比前者为少，似乎还要多些，其斑斑劣迹同样载于史册。
宋真宗朝后期的丁谓，便是这样一位从勤于政务走向投机弄权，并影响当时朝政的重要人物。
江南才子
丁谓之能登上仕途的顶峰，又呼风唤雨于一时，还要说是生逢其时，换句俗话说就是摊上了好时光。
因为丁谓是生活在宋代，而不是往昔。
在中国早期的夏商周三代之时，政坛几乎是清一色的世卿世禄，各级贵族与他们的后裔坐享封地与世袭官爵，钟鸣鼎食，无所堪忧，至于庶民百姓则绝无出头的机会。
秦汉以降，王朝的政治传统依然是注重出身门第，彼时能够跻身庙堂而执政者，仍不出高门大姓，其子弟未离襁褓已拜官封爵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出身寒门平民者纵然再有才华，也只能附庸于权贵集团。像汉代的才子司马相如之流，整日里围着达官显贵歌功颂德，以博取安身立命之所；东晋时的陶渊明，也因出身低微熬到县令便已到头，无奈之下遂归隐田园，采菊望山而已。
从唐朝开始，选官制度在科举考试的冲击下才逐渐转变，普通书生初步尝到了学而优则仕的甜头。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平民子弟在门阀世族面前还是有些心虚气短，狭小的科举门径也不足以令士子们尽显风流。如白居易所反映：陈子昂、杜甫仅各授一拾遗，而困顿至死；李白、孟浩然不及一官命，穷悴终身；孟郊六十岁，才终试协律郎；张籍到五十岁，尚未离开太祝之位。所谓的拾遗、协律郎以及太祝，都属低下官位。由此可见，这许多震惊当代后世的大才子，科举成功后所获不过如此，而李白与孟浩然更是白衣一生，与仕宦无干。难怪乎白乐天先生发出彼何人哉？彼何人哉的不平呼声！其实，唐朝著名文人仕途的坎坷遭遇又何止以上诸位？还有典型者如韩愈科场中举之后，也不能如愿从政，只能沉沦于藩镇幕府多年之后，才曲线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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