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述祖后来在法庭接受讯问时，也对激烈文章一语有过解释，他说：至作一激烈大文章之句，系民国初建，南北分歧，有谓总统制者，有谓内阁制者，应夔丞作一篇总统制论说，邀赵总理呈递总统，此即谓之&a;lsq;激烈文章，非系含有他种意味。[108]洪所谓应夔丞所作总统制论说一篇，即前文提及之《制定宪法之必要》呈文，反对《临时约法》所规定的责任内阁制，主张总统有解散国会之权。然而，此种讨论中国应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文章，在民初报刊比比皆是，称之为要紧文章可以，何能称之为激烈文章？洪述祖所言不过是故意将要紧文章说成激烈文章，从而掩盖其与应夔丞构陷孙黄宋的阴谋。
至于应、洪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有报道说应夔丞曾告洪述祖，宋在东京时曾假造钞票，为日政府拘索洪闻之，居为奇货，拟一面取其凭据，向政府诈钱，一面要挟宋，令出巨款为偿。[109]然而，宋假造钞票并未见诸任何记载，不过谣言而已。革命党人捄炎则解释，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可能与宋教仁《间岛问题》一书在日本印行时之纠纷有关，他说：
此案证据中，及赵秉钧之通电，均有宋在日本骗案刑事提票之语，颇足滋不知者之谣惑。夫宋先生之学问道德为世所推，断无不可告人之事。而若辈却又明明指实刑事提票，此与泛称劣史二字者不同，鄙人于此事稍知涯略，不敢隐讳，敢告国人而释群疑。盖当间岛交涉发生时，清廷颇为注意，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即饬驻日钦使李家驹物色熟悉间岛情形之人才。其时遯初正从奉天脱难后，调查间岛情形完毕，著有《间岛问题》一书，署名宋练。李家驹不知其为遯初也，知是书尚未付印，急设法延见钝初，索稿阅之，甚欢，遂以报告袁氏。袁即电复李，嘱令遯初进京，许以不次之擢。宋佯许之，而以川资不足为辞。李即劝将所著书稿售与留学生编译社，由该社经理毗陵人某君接洽，以二百元购其稿，并未兼买版权。在遯初之意，不过欲《间岛问题》一书得以流行祖国，使同胞稍知间岛之历史地理，目的本不在金钱，更不在川资，盖自始未有进京受官之意也。惟当时同志中颇因此疑遯初有贰心于满清者，遯初不得已，往商诸该编译社经理，要求买绝版权费百元。该经理不允，遯初遂谓：贵社若不兼买版权，则我须自行出版。该经理诺之，于是遯初在报纸上登一告白，中有革命党首领宋教仁所著《间岛问题》一书，为好友某君（即指该社经理）将去印行，因原书错误太多，故自行集资再印，务求精美，以餍阅者之望之语。此告白发现，该社经理大为愤恨，遂指为撞骗，向日本警厅提起诉讼。后因版权本未买绝，当然不成罪案。今应犯等所指骗案，盖即此事，欲利用之以为倾陷之具，可谓心劳日拙矣。终之，此项提票无可收觅，且亦不足以为倾陷之资料，遂出于暗杀之计，稍有常识者类能知之。且该案发生时，李家驹曾有电致袁世凯，痛恨钝初，则此事不特洪、应所不知，即赵秉钧亦未必深知，知之者惟直接李家驹之袁世凯耳，然则今之欲收买提票而主谋陷害宋氏者，舍袁世凯其谁属哉！[110]
徐血儿也说：夫所谓&a;lsq;宋骗案刑事提票者，乃宋先生光明磊落，不愿为满清官僚所利用，而以未买绝版权之自著《间岛问题》一书，自行印行，为留学生编辑社经理某所诬控，未成罪案者，固无所谓&a;lsq;撞骗及&a;lsq;刑事提票也。今政府中知此事，惟袁世凯与李家驹耳。盖袁世凯忽忆及此事，以为是可以毁坏宋先生名誉者，乃密令赵、洪以巨款许应，使应收买此项提票也。此尤袁主谋倾陷之一大铁证也。[111]此种解释同样不能成立，因构陷孙黄宋之激烈文章乃应、洪二人编造，并非袁世凯忽忆及此事而指使洪、应实施构陷阴谋。况且宋教仁印行其所著《间岛问题》，也不是什么刑事问题，袁世凯如何能让洪、应购得宋犯骗案刑事提票？而且，应夔丞声称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可后来却一直拿不出这些材料，可见所谓宋犯骗案，不过是洪、应为构陷宋教仁并骗取钱财面壁虚构的情节。
但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即应夔丞明知自己手中没有可以构陷孙黄宋的所谓物证，那么，他难道不知道，拿不出物证就不可能从中央索取到款项吗？唯一的解释是，应夔丞当时判断袁世凯会先付款，让他去购买所谓物证。等款项到手后，他再和洪述祖设法构陷孙黄宋，敷衍袁世凯，给其一个交代。从洪述祖2月2日函要应夔丞须于题前迳密电老赵索一数目来看，二人确有先取钱后办事的想法。而这样做是基于既有的经验;5万元共进会遣散费就是袁世凯先付款，然后要应夔丞去办事，结果钱轻易落到了应、洪手中。只不过这一次应夔丞失算了，从接下来的案情我们看到，袁世凯似乎有所戒备，要求应夔丞先提供物证，然后再付款。于是洪述祖开始一次次催促应夔丞赶快将物证寄来，而应夔丞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回应，于是案情逐渐向另外一个方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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