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们的人来出任我蒙疆的一个县县长，在不违背蒙疆大的原则下，由你们来管理。”
周公有些惊讶的看着他，这一步迈得非常大！“不知赵委员长想在哪个县试点？在山西吗？”
“是的，山西阳高。”
周公有些坐不住了，阳高何地？其名声还在张恒之上，是整个蒙疆最引人注意的地方，现任县长孙名望，是跟随赵子赟的老人，一直在多伦任上，听说几次调他来省府，他都拒绝，说多伦是蒙疆起家之地之一，他不愿离开，但张力调特别事务处后，接到调他前往阳高的命令后，他立刻就收拾行装上任，说此生死在阳高，已无遗憾。
周公心动了，真这样，很多话就好说了，只要这一步迈出去，他相信双方的隔阂会渐渐消除。
“赵委员长，我想冒昧问一句，蒙疆联合政务委员会成立，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赵子赟看着周公的眼睛：“蒙疆联合政务委员会，是我试探性的一步，可以说是给重庆，也是给你们的，要说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还是在蒙疆内部，这对于蒙疆军政和广大民众来说，蒙疆不再是几个孤立的省，而是一个整体，重庆也好，延安也罢，今后面对的，不再是我赵子赟个人，而是蒙疆这个整体，但周公需要清楚一点，蒙疆，不是一个国家。”
话语非常明确，张恒依然期待延安的合作，蒙疆联合政务委员会只是把合作从以往的个人关系，上升到集体关系，周公也就更能理解陈娇儿的担忧，在一个集体下，赵子赟不能再自作主张，强行推动张恒和延安的联合，得综合考虑了，“如此，我即刻回延安。”
史学家对发生在四二年夏秋之际中国最重要的一次合作和转折非常着迷，只是作为当事人的赵子赟夫妇和周公夫妇双方都没有透露过任何细节，这次转折是因何而起，不得而知，只有张恒办事处的人在回忆中提及陈娇儿突然到访的事，而此事是否是引发周公夫妇当天就回访不得而知，史学家认为必定有关联，从而也将陈娇儿抬到一个更高的高度，称她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女子之一。
事情就此发生重大改变，周公和朱老总紧急飞回延安，向中央做详细汇报，经过激烈的争论，首先确定下来的是继续合作的大方向不变，这一点质疑声不占主流，从赵子赟去延安以来，倾向于合作的声音一直占据了主导地位。
就相互学习的提议，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个幌子，一旦同意，就意味着要接受赵子赟提出的很多东西，在心底并不能让人接受，这有可能导致整个党丧失了主动权。
压力和阻碍是巨大的，周公对此作了分析，如果彻底划清这一界限，那么最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当日本人战败后，中国将形成三方对峙的状态，他认为，蒙疆置身事外的可能性很大，若是重庆逼迫蒙疆，将会把蒙疆推到独立的边缘。
由于延安和重庆历史上矛盾尖锐，和平解决的道路也异常艰难，整个中国将出现非常复杂的局面，延安和张恒没有历史上难以解决的矛盾，但现在两边地域交集，非常有可能出现摩擦，更为难办的是蒙疆内现有大量己方的人，虽不至于有危险，但被迫离开蒙疆要害部门几乎是必然的事。在此，周公特别强盗，千万不能自作聪明，做出一些事来，让蒙疆走到对立面去，比如外蒙，赵子赟已经明确表态，哪怕双方合作困难，也不会在外蒙西部做文章，可蒙疆也是有底线的，外蒙西部在延安手里没问题，前提是不能和苏联有瓜葛。
因此，周公的意见是尽可能的合作，至于分歧，总要有一方让步的，延安为何不能？
针对有人提出的为何不是张恒让步，朱老总进行了反驳，张恒不是没有让步过，只是以往都是人家看情况就主动做了，根本不等延安提出来，比如晋北双方区域的划分，比如在外蒙提出只是驱逐乔巴山的人，比如双方人员来往，张恒就对延安苛刻的条件进行了让步，甚至在双方合作的工厂中，也只负责技术方面，其余的，都不过问。
为此，朱老总提到了左权等人，他问在座所有人，是否能够接受张恒的人直接进入十八集团军的指挥系统，参与作战指挥？是否敢像张恒一样，任命一个他们的人来出任一县之长？是否愿意在抗大，开设一门课，学习张恒的经验和西方经济，如同张恒之北方大学开设马列课一般？
“其实让步有很多种方式，开放和包容就是一种，我从不认为这方面延安做得比张恒好。”朱老总的发言让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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