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萦到得有点晚，椅子都被坐光了，一个扎马尾辫的女孩给她从楼下搬来张简易塑料椅，安排她在最外沿坐下，还热情地问她喝什么，这里有咖啡和茶，茶歇处还摆了点心。郗萦怕打扰别人，摆手谢绝了。
不过邓煜还是一眼就看见了她，顿时眼眸闪亮，显出很惊喜的样子，郗萦也朝他点头致意。
主持人正在朗读书中的一段摘录，听上去像一首诗：
“你可认得我们？我们是聚居区的绵羊，
一千年来被剪了毛，放弃了勇气。
我们是裁缝、书记员、领唱人，
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枯萎。
而今我们认识了森林的小径，
我们学会射击，我们直直瞄准。
我若不为自己，谁会为我？
若非这条路，哪条路？若非此时，何时？
……”
会后郗萦才知道这本书的名字就叫《若非此时，何时？》，讲述二战末期一群犹太武工队人员从俄罗斯一路走向巴勒斯坦，准备在那里建国的故事。
讨论异常热烈，参与者争相提问。郗萦没有举手，但别人发言，她都会认真听，尤其是邓煜的观点。
不久，话题从犹太人在二战中的遭遇延伸至日本侵华时所持的立场与心态。
“日本在二战时一直宣称要把欧美殖民者赶出亚洲，他们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而非中国，这跟咱们对抗战八年的普遍认知是完全不同的。日本人荒谬地认为，既然日本是亚洲唯一一个没被殖民过的国家，而且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工业革命，那么它就理所当然是亚洲老大，有责任领导亚洲其他国家一起抵抗欧美的殖民侵略，而中国人显然没理由反对日本的这种大东亚共荣政策——当时日本政府就是这么给民众洗脑的。”邓煜在台上解释，“说白了，日本就是想独占亚洲资源，尤其是中国，对他们来说，中国是战略资源的储存场，是保证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基础，必须打下来。”
后来，他们又讨论起中西文化的差别。
邓煜说：“民主自由的概念不是舶来品，庄子就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西方很多观念其实我们都有，但更为含蓄，而且也没那么多暴力色彩，东方人更注重自身修养，不强求别人，有知识分子的清高。”
再后来，是关于艺术电影。
邓煜被问及想法时说：“艺术电影喜欢强化极端情绪，在表现手法上也有着很强的实验性——往往脱离讲故事的基本原则，让人摸不着头脑，不明白导演究竟想表达什么，这些都造成了观众对艺术电影的接受障碍。不过我个人对艺术电影还是抱支持态度。它是对个性化的尊重，也就是说，它把人——无论这个人有多渺小——当成独特的个体来研究，而未来，这种尊重会逐渐消失：人人都追求相似的幸福，吃千篇一律的健康食品，想要什么，按键就能满足。个人越来越用不着思考，思考会变成某个精英群体的专利。到那时，艺术电影就算彻底死亡了。当然也有种说法，艺术电影早已死去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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