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周颂》中有一篇《清庙》是讲祭祀祖先的文章。后来《毛诗序》，一本专门为诗经作序的作品中提到，清庙正是祭祀的文王。
所谓“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诗也。”
这首诗要如何下笔，只需要明白这文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文王指的是周文王姬昌，也是商朝的开创者，殷朝末年，天下动荡，当时还是西伯的他，招贤纳士，攻伐殷纣，奠定了周一统中原的基础。所以在周朝的百姓眼里，这位文王始终是一名威德具备，不可超越的开国君主。
《诗经》里面有相当大的诗篇都是赞美这位文王，周颂的颂字也是歌颂的意思，明了这个，这首诗的主旨也不让人意外了。
谢舒并不奇怪会试中会出现这样的题目，毕竟会试的录取名单还是需要皇帝来批复的，也就是说皇帝很有可能会亲自查看试卷。
而翰林院如此明显的出题用意，从侧面的一定角度说明了这位皇帝的风格。
不过谢舒对于这种应制诗并不排斥，在有限的发挥余地里，能写出精彩的文字也不失为一种挑战。
而赋的题目比起刚才的诗更要直白，以《周以宗强赋》为题，此句出自《史记序》“管蔡世家”：周公主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强，嘉仲改过。
说的便是周朝怎么兴盛繁荣的事情。
这也不算难，谢舒直接把格式先写好，第一行只用写“奉”字，第二行才写题目。
至于试论往往出题的范围都要宽泛许多，不仅限于四书五经，对于考生而言，是一道难题。
同时，论题虽然也有命题，但比起诗赋没有那么严格的韵律，灵活性和自主性大了许多。
谢舒看了此次论题的题目，轻吸了一口气，果然并非出自四书五经，是选自《汉书东方朔传》的一段话。
题目则是《文帝道德仁义如何》。
这题目看似和刚才的诗赋的风格差不多，不过谢舒很快就发现，这两者其实大相径庭！
首先诗赋的题目要模糊许多，考察了应试者对经义的掌握程度和运用能力，不过只要熟知这些典故，就能明白诗赋的内容该如何作答了。
试论却不然，虽然清楚地写明了要论的人是文帝，但是主旨是相当暧昧的，这个题目也是极其少见的疑问句，也就是说，需要考生通过这段截取的史实来论证文帝的道德仁义。
既是汉书，那么文帝当然指的是那位开启了“文景之治” 的汉文帝。他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兴修水利，厉行节俭朴素，向来被认为是一位明君，而且截取的这段《东方朔传》中，东方朔规劝武帝，便是以文帝的风范为例。
谢舒手心微微出汗，他这时知道这题难在何处了，难就难在如何论证！
因为文帝在众人眼中，本就是一个仁君，那么又有什么论证的必要呢？而且试论讲究破题和立意，破题是理论的出发点，所谓一篇之意，皆涵于此。
但这篇不仅要破题出彩，立意也要尤其独特，方才能够脱颖而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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