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雷维萨纳说，据史料记载，阿尔扎瓦人当时就曾怀疑在城中蔓延的瘟疫和这些羊有牵连。这位意大利学者断言，“赫梯人最早使用了生物恐怖手段”，而“染病的绵羊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859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作战时，15000人中有12000人患霍乱而丧失战斗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首先研制和使用生物武器（当时称为细菌武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仅一年半的时间内，交战双方患病毒性流感者达5亿之多，有2000多万人死亡，比战死人员数量高出3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研制生物武器，并在中国东北建立研制细菌武器的工场－731部队，曾对中国10余个省的广大地区施放鼠疫霍乱伤寒和炭疽杆菌等10余种战剂。
鼠疫最严重的是湖南常德和浙江宁波。他们甚至拿活人做细菌试验，仅此一项就杀死中民3000多人，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
在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就广泛研究和使用生物武器，组建了专门的细菌作战部队，即731部队。
1940年7月，日军在浙江宁波用飞机投撒了70公斤伤寒杆菌，50公斤霍乱弧菌和5公斤带鼠疫的跳蚤。1942年夏，又在浙赣铁路沿线投放了霍乱鼠疫伤寒等病菌，污染水源和食物，造成疫病流行，致使我大量无辜平民死亡。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生物武器的杀伤力是相当大的，1979年苏联位于斯维洛夫斯克市西南郊的一生物武器生产基地发生爆炸，致使大量炭疽杆菌气溶胶逸出到空气中，造成该市肺炭疽流行，直接死亡1000余人，并且该地区疫病流行达10年之久。这仅仅是一次泄漏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
许多病菌在作为武器使用以后，可以长期存活在土壤和水中，遗患无穷。二战期间，英国在格鲁尼亚岛试验了一颗炭疽杆菌，至今该岛仍不能住人。
生物武器制造和使用比起化学武器更为方便，只要少量的菌种，在特别的容器中培养就行。即使实验室规模的生产也可造出足够军事使用的生物武器。再有生物武器不需保存，只要少量菌种冷藏起来即可，战时，可在短时间内培育出大量生物武器。
自70年代以后，分子化学的突破性进展，使以基因重组技术为代表的遗传工程应运而生。人们把遗传工程又称为基因工程。基因是细胞中起遗传作用的物质，生物性状就靠基因代代相传。
当基因工程刚刚问世，就同任何高新技术一样首先很快被应用于军事领域，一些军事大国竞相投入大量经费和人力研究基因武器。
研究基因武器，无疑是人类自己打开了地狱之门，因为我们无法预料通过这种方式，将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基因魔鬼。可以说在这个领域的每一个设想都有可能成为现实，而每一个现实都会使人类走进灭绝的深渊。
托夫勒在《未来的震荡》里说“时钟滴答作响，我们正在向‘生物学的广岛’靠拢。”说的正是这样一个现实。
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重大项目秘书长杨焕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就连我们这么小的实验室都能做这样的事，把艾滋病毒跟感冒病毒连接到一起，多可怕！有人常说过，
这个世界不是毁在几个不懂法的流氓手里，要毁就毁在科学家手里。”
艾滋病毒虽只通过和血液，尚且在世界范围有如此巨大的感染人群，如果打一个喷嚏就可以传染艾滋病，恐怕人类早就灭绝了。
再有，如果把引起鼠疫的鼠疫杆菌的基因或致癌基因移入大肠杆菌中，令其繁殖，同样可以轻松地毁灭人类。还有一种叫“热毒素”的奇特基因武器，只需20克便可致人类于死地。
如果上述这些基因武器研究成功，即使实验室操作失误所引起的泄漏，都会引起人类的灭绝。这些超级病毒或细菌一旦开始传播，纵然是这些病毒和细菌的制造者也束手无策。有人猜想艾滋病毒可能就是德国或日本在二战期间制造的生物武器。
华枫慢慢的理解了今天的世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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