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留下来的东西经过沉淀，可以说都是精华部分，为了研究前人的智慧，华枫不得不投入更大的精力在这上面。有那么一段时间，和云梦的交流也变得少了很多。
古代的“师说”当然要由“书”来体现，但《易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在古人看来，“书”是远不足以穷尽“师说”的……但在古代，老师的传授一般没有“书”，往往是靠口传心授……只要学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辟师说，自立门派），则“言必称师，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记录老师的言论，疏释和阐发老师的思想，而且还往往附以各种参考资料和心得体会，理所当然地将他们的整理和附益统统归于老师名下，“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别其孰为手撰，孰为记述也”。
也就是说“著作权”可以并不明确，但“师说”和“家法”必须毫不含糊。这对理解古书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点。
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八《书管子后》“先秦诸子，皆门弟子，后宾客或子孙撰订，不必手著。”
章学诚对古书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阔的认识，他说“古人为其学者效其言，其于文辞，不争此疆彼界，若后世之私据也，何伪托之有？”《文史通义·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后世断诸子为伪书，往往是以“私言”来衡量诸子的“言公”。
《文史通义·言公上》对于诸子书中出现后世事，章学诚认为，诸子书“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
先秦到汉初，子学兴盛。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家地位的上升，统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争鸣的时代已经结束，诸子开始走向衰微。在诸子开始衰落的同时，道教开始兴盛起来。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变；道家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始终不曾泯灭。
武帝元朔五年以后，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然诸子传说，皆深藏于秘府，而未布诸民间。成帝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即经传诸子诗赋），谒者陈农使求遗书于天下。
此之求书，即秦始皇“收去《诗》《书》百家语以愚百姓”之意。自此次搜求后，诸子传记充牣中秘，郡国绝少传书。故河平阳朔之间，东平思王宇来朝，上书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白“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正如罗焌在《诸子学述》所说，汉时诸子之书，藏在秘府，非其亲近，不能与目。有欲学者，求之则不得，借之则不与。是又变私学为官学，仍袭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学之衰，谓非当日君主之弊，吾不信也。
诸子之初兴也，因周末之王纲解纽；其废坠也，因秦制之以吏为师。自余诸因，皆缘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学，直至近世，始有复兴之机。
司马氏说“我们认为，余嘉锡的说法比较切合古书实情，持论平实公允。”所以司马氏接着说先秦两汉的古书，往往在父传子师传弟的过程中逐渐定型，尽管定型时把祖师或某一代宗师称为该书的撰人，但是作为贯穿了祖师“家法”的一家之学，实际上是后先相承的父子师弟的集体著作。
司马氏说“先秦诸子的著述，一般都由后人编辑而成，编辑者把跟著述者有关的史事编进书中，就像后世所编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传行状碑志一样。”如《管子》记管仲临死及死后事，《庄子·列御寇》记“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等等。
20世纪是简帛文献的大发现时期，大批汉晋木简简帛佚籍大量出土。“简帛古籍书的发现，不仅是数量的补充品种的补充文本年代的提前个别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们对古籍，特别是年代最早的古籍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了直接的感受。
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古代书籍的本来面目，有关那时书籍制度的种种疑难，通过实物获得解决。我们还可以从中归纳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对古籍的创作古籍的构成古籍的古籍的解释古籍的选取和淘汰古籍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
李学勤归纳了十种在简帛古籍对勘中值得注意的情况佚失无存名存实亡后人增广后人修改经过重编合编成卷篇章单行异本并存改换文字。
如禅宗要集《六祖坛经》，敦煌发现的首位完整的写本较传世的宋元刻本内容要少，当是靠近慧能原本，而现存最早的慧昕本实际是据此本扩充改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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