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白竖起大拇指：“你就是在场男人的楷模，榜样！”
蔡阿嬷泼他冷水：“他跟人做生意，证都没办好还去砍树，差点坐牢，钱赔了个一干二净，还好我有个店可以养一家人。”
周织澄笑了笑，解释道：“阿公的合伙人没跟他说清楚，采伐许可证还没办下来，他也不懂法，就开始雇人伐树，以滥伐林木罪立案的。”
周阿公嘴硬：“我这不是故意犯法的，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正好摄影师也在，周阿公还一本正经地讲起普法故事来：“我们县还有一个人，也是个农民，老实巴交的，也是在自家承包的山头种了一大片杨树，高高兴兴地找人砍伐，打算卖钱，都觉得我自己种的，自己砍伐有什么问题吗？结果钱还没拿到手，警察就来抓人了，说……”
他模仿了起来：“树的确是你的，你有所有权，但是出于保护环境的原因，所有权和采伐权是分离的，你不能自己私下采伐的，你要去办理采伐许可证！”
周阿公叹气：“这我们普通农民哪里会知道？也没人告诉我们啊，自己种的树，自己砍的柴，还犯罪了，不仅要坐牢，还要赔钱，太惨了。”
后面就是李雅芳的故事。
她说起自己的故事都很麻木了，生儿生女都一样的口号喊了许多年，男女平等的话似乎人人都会说那么两句，社会看起来处处美好，但为什么她还是过得这么惨呢？她有时候试探着想跟别人提起自己在家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有的女孩会轻描淡写：“是不是太敏感了呢？我是女孩，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啊。”有的男孩则说：“不会吧，编故事吧，这应该是很多年前才会有的吧？儿子女儿不都一样吗？照我看，你们女孩子才享受福利吧，不用扛起养家责任，不用买房，不用想彩礼，就生孩子就好了。”
其实一点都不一样，她常常陷入自己的思维沼泽中，她要是男的就好了，出生就被全家人喜爱，什么活都不用干，书读不好，还脾气臭，妈妈会告诉他，男孩子晚熟晚聪明，以后就好了，至于什么彩礼房子，根本不用担心，会有爸爸妈妈姐姐妹妹赚钱的，再不行，把姐姐妹妹卖给一个高彩礼的男人，不就好了吗？
她想完之后，偶尔会心虚和内疚，觉得自己好像太利己主义了，但又想，她哥哥不就是这样的吗？她从小就在家里一直干活，哥哥什么都不用做，还可以获得父母的房产，美名其曰：男的压力更大，需要房子。如果男的觉得压力大，觉得女人现在的福利比他们好，那互相换不就好了吗？他们又不愿意。
李雅芳继续说：“我初中毕业后，就去打工了，我爸妈让我把每个月的工资给上交他们，因为哥哥结婚要用，后来我遇到了我的前男友，他比我大十岁，他每个月给我的钱都比我工资高，后来他就带我去别的城市了，他跟我说，他就是哄客户进茶楼、酒吧高额消费，他说他心疼我，不会让我去做‘酒托女’，只是需要我提供收款二维码，说他的身份证被限制了，我只要收了钱，把钱转给他就好了。”她顿了顿，“他跟我保证过不会有事的，而且我还未成年……是我不懂法律，因为最后一样都是犯诈骗罪，只是我是从犯，只判了几个月。”
她声音很轻，很多想法也只敢积压在内心。
“虽然坐牢的时间很短，尽管未管所一直在保护我的档案，但是镇上和村里很多人在我被抓的时候，就知道我犯罪了，我之前在一家餐馆打工，前几天有客人丢了东西，监控看不到，老板就怀疑是我……因为只有我坐牢过，他们的怀疑也是合理的，后来老板就把我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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