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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湖制置使吕文德是卖炭发家的土豪出身，他看问题的角度常常从商业的发展上出发；夔路行省兼安抚使刘整是军人出身，全靠着战功发家，他看问题的角度是从战局上着眼。
双方的出发点本来不同，但是，最后都落实到了一点，都要有对水上交通的控制权。
刘整的心意是，坚决避开长江的天险，全心攻打襄樊之地，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大宋灭矣……所以要控制住一切水道！
吕文德的心意是，无商业便没有吕氏集团，没有吕氏集团，就没有襄樊了……所以万万不能让他们破坏了商路！
双方的着眼点都放到了水面上，都在大造特造大小船只。
吕文德的上书把大宋的群臣们下了一跳，难道对方开始有事于襄樊了？！
其实京湖制置使吕文德的意思是，再多给一些军用之资，这次造船的费用我自己还垫了一些款项呢！
但是，又有大臣们看到了一个机会，就有人攻击平章贾似道在军中推行的打算法了，声称正是这打算法才将刘整逼得背叛了大宋……
但是，平章贾似道实行的打算法是在蒙古退军，形势暂时缓解的情况下，对在外诸军进行的一次大范围的财务审计，这决不是针对哪个人的行为，在当时是有利于解决财政问题。
再说了，南宋秉承北宋的法度，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依然采取收权和分权的模式。
内地州府的收入除去基本开支外大部分上供，这使得地方上没有能力去应办棘手的事务。
沿边州府财力单薄，也无力去独立组织防务。
二者均需要中央财政的重新调配，从而造成了对中央的依赖。
而在路级政区，依然采取安抚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和转运使四使并立的领导体制，从而使事权分散，无法在大区域对地方进行整合和建设，增强地方的力量。
从制度设计上来说。南宋秉承的依然是“强干弱枝”的构筑模式。
这种制度的好处就不用说了，没有人能割据；坏处是，一盘散沙了……
所以必须要推行打算法，不能让地方军队任意滥用财物……这本来没有错的。没有一个正常的社会能允许将领贪污挥霍吧？
至于说是刘整的背叛……一个人要是背叛，他能找到无数的借口！
所以，此事与打算法何干？！
但是没有人公开这样说，只是在私下里流传……老贾同志的气得暴跳如雷，也不在家玩蟋蟀了。想找人论战，可是没有人公开说啊！
这时，老贾同志动用了两种手段来回击，第一个他准备对付几个背后乱说的大臣，杀鸡给猴看；另一个方面，他有舆论工具……
《民声报》上忽然登出了一张《刘整传》〉的文章：
“刘整字武仲，信阳人也，少是凶悍顽劣，贪于财物而无信用……是时，战乱方定。百废待兴，财物匮乏，平章贾似道推行打算法欲除军中贪污挥霍之行，遣吏至各路军……俞兴为信臣，身负平章重任，乃遣吏至泸州打算军前钱粮，整贪而惧，赂以金瓶，兴不受，整复至江陵求兴母书嘱之。亦不纳，整惧以城降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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