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死在家里的。钟月是第一个发现的。
凌晨四点半，一间红砖围盖的小屋里准时亮起了灯，柔和的黄色光线与天上的月亮一样朦胧孤寂。钟月的房间很小，是个毛坯房，大约四五平米。与其说是房子，不过是用四堵红砖墙简单地砌合而成。她坐在床边梳头发，手一用劲儿，床便嘎吱嘎吱得胡乱叫起来。她怕吵到人，便站起身，尽管她的房间与父亲隔着一堵墙。
父亲没有钱，却有一双勤劳的手，他一手建起的房子抗住了二十多年的风吹雨打。钟月很小就跟着父亲干活，像是小鸭子跟着母鸭屁股后面，步履蹒跚地踏着璞行走。父亲疼她，让她回去陪着母亲，可她懵懵懂懂地点头答应，转眼就粘上了人，有样学样地卷起衣袖，不知从哪儿捡了个塑料瓶，含糊地说要去喂鸡。那是的钟月只有四岁。
农村地苦天薄，吃食都很简单，只要肚子饱了，就能干足一天的活儿。父亲有一百亩的地，而能用的只有五十亩，因为剩下的五十亩地都被上下左右的邻居占去了。他们吃定了父亲的为人，从一开始还以土地分界不清晰来作借口，到最后一言不发地割地为己，明目张胆地侵占他人土地。
父亲去找他们协商，可他就是一头人畜无害的绵羊，面对一群贪狼，只有被啃个皮肉精光的下场。结果便是没有结果，他们各自商量好似的，无视甚至嘲笑父亲愚蠢。
每次去送饭，钟月偶尔会见到父亲独自一人，握着锄头站在田里，沉默地看着他仅剩下的，尚未被狠心剥夺的土地。他那黝黑精瘦的躯体历经岁月的锤炼，散发着深深的无奈与惆怅。它的力量不容小视，是能轻松摧毁钟月的泪腺节点，让她在回家的时候，哽咽一路。
钟月端着一碗鸡蛋面条，是父亲昨晚临睡前说要吃的。她走进屋里，打开灯，看见父亲躺在床上，身上盖着一张大红花的旧毛毯。他的睡姿似乎没有变过。她拿了一张红色塑胶凳，坐在床边，说道。
“阿爸，醒醒，吃早饭了。”
父亲还睡着。钟月用手指揪掉毯子上的毛疙瘩，说道。
“阿爸快起来，面条要粘糊了。”
父亲仍安详地睡着。钟月把面条放到旁边的桌上，起身去查看。她用手轻轻摸着父亲干瘪凹陷的脸颊，眼泪却不知为何就涌了出来。她带着哭腔喊着父亲，声音不再克制了，颤抖地尖叫起来。
“阿爸，起来吃饭，求你了！”
钟月掀开毯子，胡乱地捶着父亲的胸膛，嘴里只管啊啊地哭叫。她无措地跑到屋外，又跑进屋里，接着又跑出屋外，直奔山下。山路泥多石子多，钟月摔了两个跟头，跌破了膝盖和手掌。
父亲叫不醒了。那碗汤面在桌上放着，飘在空中的热气比父亲冰冷的身体还要烫。
村里人都晓得父亲，他们聚在钟月家门口，男人女人们的表情极为丰富生动地交头接耳，仿佛是他家有人死了。穷人无亲戚，一提到要出丧葬费，所有看戏的人群如鸟飞散，眨眼间就消失得干净。钟月坐在床边的胶凳上，背驼着，睁着一对通红的双眼，呆呆地看着父亲。父亲的脸像是只有一张皮包裹着，凸起的骨骼和失去血色的肌肤，使她想起了山里的老树。
死亡来得太快了，快得连那一碗面条都没有吃上。钟月端来面条，正要喂点东西进父亲的嘴里时，村长及时制止住了。
“阿妹，死人不能吃东西喏。”
“我就给阿爸尝一点儿。”
这里不止村长一个人，还有丧葬队里的男人们，他们在旁指手画脚，说着天地不许、人间不允的习俗是不能破坏的。他们手脚夸张地表演着动作，天花乱坠地讲述违反规矩是如何遭受天谴的，生怕出现一丁点偏差，头顶就会落下一道雷，将他们劈死。
丧葬队成了故事会，男人们的脸上挂着信誓旦旦的神情，对各自说的事情深信不疑。他们就像一群鸡鸭在笼子里叽叽嘎嘎地瞎叫唤，钟月对此都充耳不闻。她用手指沾了点汤水，抹到父亲的嘴巴上，然后自己把面条吃了。
村长和丧葬队谈到钱的时候，钟月捧着刚刚吃干净的碗，小声说道。
“家里没得钱…”
男人们不约而同地噤声，面面相觑，相互都使了个眼色。没钱，事情就不好办了。他们准备走了。
“俺给，阿妹不用担心没得钱。”
村长发话了，男人们喜笑颜开，继续讨论起来。村长问钟月要一张父亲的半身照片，她便把全家福的合照拿了出来。照片上的一家三口坐在花花绿绿的背景墙前，父母亲在前方坐着，女儿在两人中间站着。他们不常拍照，所以身体略微僵硬，而脸上则挂着一丝尴尬的笑容。只有女儿懂得在镜头前表现，露出洁白的牙齿和灿烂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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