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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夜艰苦的行军，侦察分队接近了预定区域，但是如何确定那座山是琵琶山仍然有困难。他们已知的消息是“柳子关因柳子山得名，但柳子关的确切位置却不在柳子山下，而是在琵琶山山附近。”另外就是琵琶山因形似琵琶而得名。
但是柳子关早已淹没的历史的尘埃中，而周边又人迹难觅，想找人打听都难。再者他们是外来者，一旦贸然现身询问，很可能被‘积极分子’举报，那么再难以隐匿行踪，只能赶紧跑路了。
至于以形入手，大家皆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句诗，这就已经充分说明在不同角度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且其中又有许多牵强附会之嫌。即便是同一位置，你看着像琵琶，可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南瓜，这个线索也并不大靠谱。
赵昺于是很快放弃了以此为据寻找的念头，而以实际情况入手。自己找的是处用兵之地，管它是叫阿猫，还是阿狗呢！于是他们着手搜寻符合即‘可控制山间谷道，又可阻击南部来敌’两个条件的要地，果然换了思路后很快就有了结果，但是让他们有些‘失望’。
这个山头相对独立，也并不高大，一条可通车马的谷道从其脚下穿过，赵昺估计这条谷道很可能就是檀溪的故道，淤积干涸后成为道路。这个现象十分常见，山间谷道很多都是雨季是溪流，而旱季就成了大路。而另一个发现就是此处蒙元驻军并不多，也就在三个百人队左右，两个百人队驻于山脚，一个驻于山腰处的营垒中。
不过赵昺也很快释然，由于历来攻襄都是从南部突破，因而守军会将兵力集中于南部山区据守。西部用于地狭，大部队难以展开，所以历代兵家都不会选择自西方突破，守方自然就不会将主要力量布置于此。这里驻军较少，也就不难理解了。
为了进一步了解此山的情况，赵昺冒险领着一组人自后山攀上去抵近侦察，也明白了为何蒙元在此布置的兵力为何不多，是因为这山太难爬了。由于山势险峻，樵夫和猎人都很少至此，更无人开荒垦殖，使得这里更加荒芜，植被保持完好，山上树木十分繁盛，其间布满荆棘，基本上没有路，攀登极为困难。
因而敌军要想夺占此山，只有从正面强攻，想从侧翼迂回就会被繁盛的草木所阻，更难以展开兵力，也不必担心多面受敌。而三百兵力占据有利地形，周边又有其它堡寨，距离襄阳城也不过数里之遥，他们只要阻敌一时，周围的军队接警后就能赶来增援。
几个人废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爬上山，寻到了一条可以勉强上山的小径，进一步确认了敌军的布防情况。也终于得以确认了这里就是琵琶山。
据史籍记载，据说伏羲陨落之后葬在南郡襄阳的岘山中。世人为了纪念这位远古的伟大帝王在襄阳的琵琶山上修建了石头建的伏羲庙，庙中立有伏羲石像一尊，庙前有石制牌匾一付，直到南北朝时香火一直十分兴盛。后由于战乱频发，隋唐之后便已经荒废。
如今庙宇已经成了废墟，但是石像尽管已然风化，长满了青苔，面目变得模糊不清，但是东西仍在，而牌匾碎裂可拼凑后字迹仍能辨认。这下就实锤了，而赵昺想着自己这是又欠下份债，在收复襄阳后说不得又要掏笔银子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四时祭祀，以彰显对先圣的敬仰，凝聚人心。
确定了琵琶山的位置，赵昺暗叹还是多读书的好，尤其是在这文化集萃之地。襄阳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孕育了楚赋开山鼻祖宋玉，“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等典故。留下了穿天节、端公舞、牵钩戏、锁呐巫音、苞茅缩酒等楚风遗俗，还留下了西周邓城、宜城楚皇城、南漳楚寨群等遗迹。
东晋高僧释道安在襄阳长达十五年之久，研究佛学，讲经弘法，统一佛教姓释，确立僧律戒规，首创中国僧制，编撰中国第一部佛经目录，奠定了印传佛教中国化的基础，对中国文化儒释道格局的形成乃至整个汉传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使襄阳一度成为全国的佛教传播中心。史学家习凿齿著《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等，对中国史学发展影响深远。
而上承汉末，下启魏晋，在近百年群雄争战、风云际会的三国时期，襄阳更是名人辈出。东汉末年，北方战乱，刘表领荆州牧，爱民养士，从容自保”，把襄阳治理得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成为乱世中一片安宁的“绿洲”，数以千计的士人纷纷来到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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