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期，通判的权力更大，本就是专门负责对知州的监察，因此经常与知州争权夺利，甚至常曰“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甚至有些通判自认为高于州长官，经常越权行事。很明显如果通判一家独大的话，那么就起不到最初以其监察知州等大小官员的初心了。
于是在开宝七年，明确规定通判为州的副长官，将其权力收缩，以其达到与知州互相平衡牵制的意思。当然说道这里可能有人疑惑，通判即使权力缩水，可以与知州达成平衡，但如果双方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呢？这时候上一级的监察制度的优势就出来了，那就是州郡之上还有路分大员，分别是：经略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
这四大监司可谓是各司其职，都是平级，同掌军政、民政、财政、司法等权，互不统属，却又彼此监察，各自对皇帝负责。平时互相监督对方不说，对于下面的知州和通判也有监督之权，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对知州和通判进行德、能、廉等方面的综合考察，然后上报于朝廷。
朝廷就以这些考察来决定知州和通判的升迁和降职问题。而且宋朝的官员调任很是频繁，一般情况下不超过三十个月就要换人，在这种短暂时间内，官员想要形成自己的关系网，基本上很难的，而且即使形成，没过多久就被调走了，也没什么用的。
此外宋朝对握有兵权者总持有疑心，所以在河北、河东、陕西、川陕等地陆续设置了权力极大的监察官走马承受公事，走马每年要向朝廷汇报情况，承受指示，权力大，监察面广，实际上是皇帝亲自派出的按察地方的官吏，其权力与监司均敌。
由此可见宋朝在地方上的监察体系还是完善，不论是地方还是中央，可谓是处心积虑。可谓是一环扣一环，是面面俱到，而且没有造成一家独大的情况，使双方可以正常的互相监察互相牵制，自然避免了官员大规模反腐的情况……
这一段时间，赵昺与王应麟和谢枋得两人先后几次长谈，得以对大宋的官制演变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得失进行了讨论，应该说受益颇多。
正所谓以史为鉴，通过两宋官制的发展来看，赵昺得到的这份二百年政治遗产而言，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于是，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时，缺少活力、短于应对也就在所难免。
从监察制度来看，避免地方一家独大，使其互相监督的情况很是不错。但中央上御史权力太大，监察权反而慢慢成为打压陷害大臣的工具，失去了其最初的本心，由此可见再好的制度，也是需要不断完善的，毕竟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遇上心术不正之人，利用制度漏洞来陷害他人，那便得不偿失了。
而弄清了两宋制度也是赵昺对下一步改制工作的切入口，这对他确保和维护国家的统一，政令的畅通及吏治的整顿是有益的。结合两世的经验，也告诉他制度的制订在执行过程中，自然随着利益关系而异化，制度设计的目的与效果往往会出现反向的运行，故制订法律和制度固然重要，但如何执行则更加重要，还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修订制度。
同时也让赵昺明白，除了制度根本还是人的问题，不仅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教训也实在太多了。如今立法不谓不多，效果如何，执行状况如何是一个大问题，不要以为立法就万事大吉了，实际执行的情况因人、因时、因地而相差甚远。
因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有一些人心目中，制度是挂在墙上给人看的，办事自有潜规则。而在人的价值观念发生异变以后，其对待制度的态度，不是如何遵循完善制度的设计，而是如何钻制度的空子，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那么可以说，任何制度都有它的变异，形式与实质可以反向而行，走形式往往会变成掩盖违反制度的贪渎行为。而明白是一回事儿，如何改变现状又是另一回事，但是赵昺知道做比之什么也不做要好。而要对整个国家的官僚行政系统动手术，也要承担极大的风险，但他已经做好承受失败的准备，但更多的是必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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