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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之所以轻车简从的秘密出行，并非是心血来潮，而是早有此心。近些年他感觉随着对蒙战争的胜利，已经扭转了在军事上被动的局面，攻灭蒙元收复中原只是时间问题，即便二次北伐失利难以达到既定目标，但随着其被逐步的削弱，只是晚几年的事情。
而随着领土的扩大，人口的增多，如何治国成了赵昺直面的问题，这几年他立志革新，打破了昔日的政治格局，改革官僚体系，力促形成新的经济体系，改变千百年来依赖农业的财政制度，都是试图建立一个适应当前社会的制度，实现长治久安。
不过赵昺也发现随着自己地位的稳固和权威的建立，他的主要精力皆消耗在文牍上，只能通过一卷卷奏表来了解社情和民情。即便他还有来自地方牧守之臣的密折和事务局收集的政经情报，但仍然难以直观的看到现实世界，体验到百姓真实生活的情况。
这倒不是说官员们不尽心尽职，而是千百年来早已形成报喜不报忧的陋习，喜欢粉饰太平，即使被发现也会以瑕不掩瑜来为自己开脱。这其中自然有为了谋求政绩，自己前途考虑的意图，却也有让皇帝‘省心’，不必为国事烦忧的意思，这种传统导致敢于说实话的耿直敢谏之臣反倒成了鳞毛凤角。
赵昺除了必须的祭祀和庆典外，每年出宫的机会少之又少。而出行身边也是百官随行，护军前呼后拥。且皇帝出行的路线也是事先安排好的，沿途要实施戒严，百姓回避。如此严密的保护下，别说与百姓亲近体察民情，就是神鬼都难以近身。
当然赵昺也会时常溜出宫去微服私访，能够实际接触到真实情况，可临安作为首善之城，无论城市建设，治安情况，商业的繁荣程度，百姓的生活水平都会高于其它地方，看到的也不具有代表性，难以反映出全国，乃至周边的真实情况。
而难得的出巡视察地方，即使亲眼看到的赵昺也不敢完全相信，要知道下边的官员有的是办法让他看到最美好的一面，甚至有幸与他亲切交谈的百姓可能事先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陪着自己演戏罢了。
事务局收集的情报和地方官员的密奏可以使赵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真实情况，但当下地盘大了，凭着几个人和几百人的力量再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只能反映出重点地区的局部。可以作为参考，或是典型来看待，这也会往往导致赵昺对形势出现误判。
赵昺这次亲征，除了靠近指挥，也是为了能够看到北地的现实。可一个‘二百里’的约定就把他限制的死死的，而在前时召集各地军政主官在邯郸议事，有些官员称王师所到百姓无不欢喜鼓舞，纷纷献城喜迎王师，无不盛赞皇帝圣明等等。
这些媚上之词，虽不是普遍现象，但也让赵昺心生隐忧。他毕竟是长于乱世，见过战场上的尸山血海，也看到过战乱之后的遍地饿殍，知道兵火过后的真实情形，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家园和亲人的百姓的想法，往往是除了憎恶、恐惧，还有对未来生活的忧虑。
这些还是在陷落不过十余年的江南，而大宋失去中原已经近二百年，百姓早已习惯于被异族统治下的生活。而今他们虽然打着救中原百姓于水火，可还是打破了百姓原有的平静，他们被征签为兵，被迫缴纳更多的赋税，被迫离开家园，看到亲人死于战火。
因而赵昺以为百姓恐怕更多的是视他们为侵略者，仇恨要大于对王师的期盼。毕竟现实是让他们生活陷入困顿，生命受到威胁，而新的统治者会给他们带来什么都是未知。在这种现实下，出现什么箪食壶浆迎王师的情况，不用问除了胡说，就是做梦。
于是赵昺就想了这么个法子，支开了众人的看顾，又处于安全考虑不敢泄露自己的行踪，让他可以看到些真实情况。他一路走来，虽然才离城三十里，可路过的村落秩序并没有完全恢复，人们看向他们的目光除了胆怯，还带着不信任，自然难以从他们口中知道些什么了。
而与淮北转运司的运输队合兵一处，反让赵昺觉得有机会探听些情况，毕竟这些人对比自己还卑微的小队正也没有必要保持戒心，所以他才主动邀约他们一起聊聊，而酒就是沟通的纽带，很快让他们放弃警惕。
果然，半袋酒还没有喝完，几个人已经开始称兄道弟，而赵昺也了解到三人虽然同为淮北转运司，却分属三个部门。老练沉稳的朱瑜是转运司仓院的八品都运使，略显腼腆的谢斌是度支局从八品监事，面带凶戾之气的王钦则是都作院九品监造。
三人同行看似不搭界，但其实各有职司，一个负责运输，保证按时将物资送到指定地点；一个是负责监押那笔金银，送到相关衙门的同时，还要监管不要被滥用；而都作院的是要保证这批弹药送达的同时，还要为质量做出担保。
“黄兄弟能喝到御酒，不会是监守自盗吧？”御酒坊造的是烧酒，度数要比酿的酒高，喝不惯的很容易上头，谢斌两杯酒下肚就有些舌头大，胆子也跟着大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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