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郑人没想到的是，这一次攻郑的不只是韩国，还有原本郑君臣幻想中可以借以为外援的魏国也伙同韩国一起。
徐弱只是提出了一个建议和想法，具体的如何布置第二道防线、放弃城墙，这不是他需要考虑的。
但这个想法本身的价值就已足够。
几个精通这样学问的人略微一想，便赞道：“当真妙策。”
“若魏韩军将火炮分开，轰不开城墙；若其分开不轰城墙而以炮做大弩用，那城墙正可防守，他们攻城的手段还是原来那种你那个；若将其集中使用，则我们便可预知他们的主攻方向，令起一堡，厚积土防炮，集中火枪弓弩和城中铜炮，他们的铜炮便难再破。”
徐弱也正是这个意思。
死守城墙，那是火药时代之前的战术。
不是说夯土就防不住火炮，而是随着铜炮的出现，城墙应该朝着更厚的斜坡缓冲、更几何形状的夹角、增大行墙马面这个方向去。
旧的城墙挡不住火炮，版筑结构的夯土层很容易被轰开，如何避开魏韩联军的火炮就是守城的关键。
徐弱认为想要守住，依靠新郑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困守孤城永远都是死路一条，必须要有外部的援军解围。
但不能支撑一两个月就没有办法等来援军，而想要支撑一两个月，郑人是否愿战的态度很关键，在假使郑人肯战的前提下才需要考虑战术。
他的战术就是在旧城墙的后面，利用墨家的组织术，迅速再修筑起一道新式的简易城防。
这种简易城防防守太久不可能，但徐弱认为如果能够解决民众敢战的问题，防守个一两个月当无问题。
只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郑人为什么要守城？为什么要卖力守城？
旧的氏族国野体系已经崩塌，新的共同国民宗教还未建立，郑人没有让他们感动的祖国这个概念，士人效忠的是赐予他们封地的主人，可偏偏新时代的战争不再是士阶层主导的而是广大的庶民阶层，春秋时候百十个士人几万徒卒的战争已经变为了几万十几万人的阵型对抗，这种情况下靠什么来说服郑人守城？
主持会议的墨者暂时不谈这个问题，只让众人讨论了一下徐弱的建议是否可行。
不少人都是在战场上历练过的，还有不少也是科班出身，略微讨论了之后，都认可了徐弱的想法。
主持会议的墨者便道：“如此说来，如果能够解决郑人欲战的问题，那么防守一两个月撑到天下局势有变是有可能的？”
众人都认为的确有可能，那墨者便道：“上派我们来之前，对于这一次的任务说的很明确。”
“非攻是义、不宣而战是不义。这固然没错。但是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不义的？”
“我们非攻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地。”
“这就像是在东海的边上有座金山玉山，有人知道方向，告诉我们向东，于是我们便向东。可走着走着没有了向东的路，问过之后知道有一条路需要先向西再向东，那么我们要不要先往西走？”
“或有人说，往西走是错误的，应该向东，这在于咱们内部，称之为‘在’，或者叫迂古不化的教条。”
“就像是子墨子说的，舜之政，于当时是善政，但于此时便不是；如禹之治水，于当时是天下第一要务，于此时却不是。”
“这其中的思辨，就在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非攻是目的？还是手段？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我们的目的是利万民、利天下，非攻只是一种手段。”
“你们也知道，巨子和非攻立国的迂古派一直以来进行着斗争，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可以轻视。”
说到这里，这一次在郑国活动的纲领问题其实已经引了出来。
墨家的内部斗争是半公开的，关于非攻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之类问题的争论从墨子去世之后就一直在争论，一直到适成为巨子后的两三年这才算是争论出了结果。
非攻立国派如今已经基本靠边站了，更为非攻一派的纯粹非攻和平止战派更是基本上淡出了墨家的政治活动。
这一次对于郑国的非攻宣言，便必须要和参与的众人讲清楚，在路线问题上不至于出现疑惑和不解。
主持会议的墨者接着说道：“在之前，中央派人前来郑，探讨加入非攻同盟的事，其前提就是郑国必须要进行变革，使得民众得利，唯有如此咱们墨家才可以援助郑国，非攻止战才是对民众有利的。”
“若非攻是目的而非手段，那么也就没有必要非要郑君进行变法变革。”
“正因为非攻是利万民利天下的手段之一，所以我们在之前才没有接受郑君守城的虎符。”
“现在郑国是守还是不守？不在于我们，而在于郑君和一众贵族。”
“我们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这件事？诸位同志，我们需要思考一下昔年子墨子、子禽子、适子守商丘之事，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利郑之万民，这也就不是一个难以解决不知所措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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