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着姐姐送给我的红宝书，如饥似渴地读着，从“领到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到“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我是反复地读，反复地学。
反正学校也不好好地上课了。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的还在坚持上课，一来是学生们都小，二来是两个老师都是本村的农民，二年级是姐姐，一年级是老支书的儿媳。
随着人们习俗的转变，为了日子过得好一点，女人们也都积极的参加生产劳动，到地里去杵把铁锹混工分。孩子们一到入学年龄便被送到了学校，也有那不够年龄的，看在一堡一村的份上也不好拒绝，便也收了下来，十几个孩子由老支书的另一个儿媳领着，像游击队一样，哪个教室空了就到哪个教室去上课，没有空教室，就到树荫凉下上体育课。反正也没有教课书，有本没本的都行，有笔没笔的也行，又不用写作业。更没法定班级，所以大家都管他们叫半年级。
前几年，女孩生下来就是帮娘带孩子的，当娘的生一个，她就得带一个，直到她带出的女孩能帮娘带孩子了，那她就算是解放了，念上几天书，认上几个字，就该出嫁了。
原来班里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有十岁的男孩，也有十八岁的女孩，下了课再上课，发现哪个女孩不见了，那就是回家相亲了，如果第二天还没来，那就是出嫁了。慢慢的，班里同学们的年龄就齐了。
三四五六年级的同学，每天由老师带着举着红旗去串联，我们不走铁道，也不走大道，顺着乡间小路，一个村接一个村的串，到了人家村里就敲锣，待女人孩子们围了圈，便开始宣传起来，唱歌，跳舞，念红宝书里的字，读红宝书里的话。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直念得圈开了，人散了。我们又排起队向另一个村串去。
附近的村子串完了，我们又不能串很远，因为离开了家就没人给我们吃饭。再说了，人家也不欢迎我们了，村口都站上了岗，不让我们进村，人家说要保卫人家的文化阵地，再拗一会儿，人家就抛土坷垃打我们，如果我们还不退，他们就抛石头。
反正我们也都串完了，不受欢迎就不受欢迎吧，我们也回到学校，保卫我们的文化阵地。
公社中学的学生戴了“红色战斗队”的袖章，到我们学校来串联，要批斗我们学校的老师。那时候老师的流动性很大，在这个村里教个一年两年，就换到别的村了，过了几年或许又就转回来了，我们的华老师就是第二次来，我才认识的。
他们要批斗的老师，过去是很严厉的，每个村里都有他的学生，有当了兵的，有当了干部的，有当了医生的，有上了大学的，还有当了老师的，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就是最后这一拨，考上了公社中学就学坏了，记恨老师过去打了他，就寻机报复，在公社中学聚在了一起，机会终于来了，便组织起了“战斗队”，来我们学校揪斗老师。
我们当然不干了，“要斗也是由我们来斗，哪里容得下你们来指手画脚。”
这样，便发生了冲突，大人们知道了也来帮忙，虽然结果不算是伤亡惨重吧，但也算是把他们灰溜溜地赶出了村子。
因此，他们就骂我们是“保皇派”，他们才是“造反派”。
当时“造反派”才是正道。
二歪子又一次“荣归故里”，老支书组织社员在村口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老支书学会了工作组的架势，把两只手举得高高的，然后朝下压了压说：“静一静，听工作组同志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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