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领导尴尬？怎么能呢？
我赶快扭转局面，饮过一杯茶后，对强子说：“强哥，我记得你和我聊天时说过台湾的曾经领导人蒋经国说过这么几句话，让我感佩，怎么说来着？”
强子立刻兴奋，朗声道：“他是说过这么几句话，一、我知道我是*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二、我会以*来结束*。睍莼璩伤今后，只有国家、民族和三民主义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三、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只有永远的人民。侵犯一个人的言论自由，就是侵犯所有人的言论自由；四、使用权力容易，难在什么时候不用它。”
强子说的字字震撼人心，我完全能复述下来，但听完强子再次说出来，我为之热血，我从强子的脸上把目光转移到宋副区长脸上，感慨道：“蒋经国说到做到了，可是我们制度之下的高层领导都在极力的让手中的权力放大，绝不让它过期作废。”
我有些义愤填膺的架势，强子对我的亢奋有些莫名其名。
我依旧亢奋，说道：“看看我们的国考，真是空前的白热化，不说大领导如何如何？单单一个公务员，让所有的人都设法挤破头往里钻。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批评道：‘公务员又称公仆，如果人人都争当仆人，难道不是一件怪事？说明它可能不是仆人’。公务员，你自己给自己定工资标准，那就是匪；你的工资高于普通百姓的工资，那就是贪；你不交养老保险反而退休后的养老金比百姓还高，那就是盗；你不公示财产，那就是贼！”
我把我和白岩松放在一起，书生意气的有高度，就像一些文人写文章时，引用名家名言，是无人反驳的，而且效果极佳。
我的效果达到了。
众人都在会为我刚才的演说词，宋副区长也是再回味。
回味过后，宋副区长感慨道：“我闻听小毕的话，很受启发，我们共产党人不是不思考、不总结，就拿领导干部来说，无能的十种表现形式我们都很清楚。”
此时，我必须转换我得身份，有一个演讲者，转变成一个忠实的听众才行。
我立刻表现出愿闻其详的表情。
宋副区长于是就一一列举领导者无能的种种表现，像是一场报告，但其中不乏愤青，让我听得津津有味。
一、只讲意义、不讲措施。
一个无能的领导，往往是开口重大意义、闭口意义重大，而对如何实现这份“重大”却心里没底；因此在他罗罗嗦嗦的发言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说教。收听一下香港的电台，你会发现董建华等香港官员讲的都是措施方法和实现目标，而我们有些领导，除了说教下级与被上级说教，别的任嘛不会。
二、只提要求、不讲责任。
对下级提要求如今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动辄“一定要”、“坚决要”，而对如何才能保证这些“要”的实现、他自己在这当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却闭口不提。提要求的人表面看起来高高在上，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要”来“要”去，堂而皇之地把本该属于自己的责任，都推卸到下级的头上去了。
三、只会下达、不敢上传。
上级的指示悉数传达，下级的困难一概自己解决、坚决不给上级领导“添麻烦”，他自己则像一个单向传递的二极管、录音机和扬声器，除了转录、播放，别的功能一概没有。
四、10分钟的话、能说两小时。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是所有无能者的显著特征。他们胸无点墨、却又生怕被人瞧不起，骨子里的自卑表现出来的就是盲目的自以为是。于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非要开上一次会，一页纸能写清楚的、非要搞成一本书。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胸中有数的发言者用不着讲稿、也用不着罗嗦；心中有主意的作者写东西也决不会长篇大论。报告写得越厚、就越说明心虚、无能，也越说明在走过场、放空炮。
五、对下级大讲“全X观”。
自己是个处长就对下级大讲“全处观”、自己是个局长就对下级大讲“全局观”，在要求下级的觉悟跟自己保持一致的时候，自己却始终不讲全省观、全国观、全球观，这是什么行为？这是狭隘主义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是擦了胭脂的官僚主义、抹了香粉的本位主义、涂了口红的强盗主义！
六、只讲个例、不讲比例。
中国有句老话：一叶遮目、不见泰山，说的就是这种人。平时闭关自守、脱离实际，天天不是办公室就是会议室，前线战况一无所知，却又不愿意表现出来自己失职，于是听着风就是雨、见到树木就当森林；一会儿暴跳如雷、一会儿喜笑颜开，不为别的，就为刚刚得知的某一件事情。
七、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市场也好、管理也好，核心就是一个杠杆原理，成本与收入、代价与收益永远都是一对矛盾。一个好的管理者心里总有一本帐，每项决策之前都会衡量一下得与失。无能者则不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一榔头、西一棒棰，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捡起了芝麻丢了瓜。
八、面面俱到、求全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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