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
寒衣节后，风霜愈渐侵时，冬的气息逐渐浓厚，皇帝陛下却已经授意太常寺、光禄寺筹备元日典宴，又诏令天下，自岁除日始，王公贵族不禁乐舞，来年新春的元宵灯节亦照例设行，届时帝后于丹凤门上，携百官与民同乐，共庆佳节。
这就是昭示，国丧期除，一切恢复如常，上至君臣下至百姓，皆不用再受穆宗帝的丧制规限。
若依穆宗帝驾崩之日计算，到十月其实已经满了周年，但那时毕竟未曾正式治丧，这其中足足半年的落差，于大周国统而言，其实也算特例，出于对穆宗这先位先君的敬重，当然应该从治丧日起正式计算大丧礼期，但就看为穆宗拟定谥号“哀愍”二字，便足见贺烨对贺洱的不以为然，平庸之君，不值臣民敬重，故而也不需要按照治丧之日计算丧期，新帝极位后首个新春佳节已经在一片悲悼缟素中渡过，复兴二年伊始，也的确应当恢复气象，欢歌迎春。
绝大多数朝臣都不曾异议，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意识到当今天子的确立志锐意革新，性情极为刚毅，但又擅长利用怀柔手段以理服人，行事风格并不显得躁戾，已经初显圣君显主的胸怀，绝非平庸，能力逼韦太后让权决非偶然，当然也不会听凭臣子操控，与这样的君子博弈便必须更加谨慎，否则很有可能身败名裂不得善终。
但这样的君主，又的确具备能力平定祸患再创盛世，臣子们也都明白，荣华富贵的前提便是天下太平，就连太后好些残党，此时也更加坚定了见风使舵之心——太后固然器重他们，对他们仗势欺民贪污受贿的行为睁眼闭眼，但当突厥犯境，他们只能跟着太后落荒而逃，多年来积累的财富，因为战乱损折大半，指不定还会落得国灭受俘的下场，从上品沦落至贱籍，家破人亡都不能避免，又哪还能指望荣华富贵？
跟着天子才有肉吃，只要无损自家利益，他们还哪里顾得上穆宗帝是否憋屈，为一个已经驾崩的君主，开罪眼前的天子，那是愚顽不灵。
但真有部分愚顽不灵的人。
这些所谓的正统派，先是怂恿王相国出面谏止，他们痛哭先帝，愤愤不平，当然嘴上明说的理由，还是“圣上不敬先君，恐损德望”。
王淮准早就将贺洱视为昏君，真心认为当今天子为穆宗择拟平谥而非恶谥，已经足够礼敬先君了，此时当然不会听信怂恿，干脆反驳道：“能损什么德望？历代先君，丧期皆以归天之日始计，圣明如太宗、高宗，甚至遗令子民不可哀毁过度，三月后即允婚嫁宴庆，当今天子非先君孝子，而为兄长，遂臣子之礼，守制九月已全礼法，诸位称‘有损德望’，方为诋毁大罪。”
“正统派”非但没达成目的，甚至还受到了责备，越发愤愤不平，也不知是谁提议，竟一齐聚到了冯侍郎宅邸，商量着阻谏之事。
冯继峥自从阻谏立储而未遂，这段时间极为低调，压根就没想掺和国丧提前期除这桩无关紧要的闲事，但又不能倒了“正统派”的气骨，故而只好也跟着痛哭了一场先帝，方才安抚道：“圣上急于匡复社稷，又哪里是为了寻欢作乐方才如此决断？国丧之期未除，市坊气氛压抑，商市难得恢复不提，更关键是不能开科取士、纳举良才，吐蕃、突厥等等夷族待讨，财政人心均需振奋，君国又正是用人之计，也的确不能为了哀悼先君，而延怠军政要务，我等若不以社稷为重，岂非受柄于人？我等并非一君之臣，而为一国、大周之臣，着眼还当以社稷民生为重，不可舍重全轻。”
事实上君父亡故，孝子当守丧三年，然而从古时起，未免哀礼而误国政，往往皇帝为父服丧，也只有二十七日而已，否则一国之君三年不视朝政，国家还不混乱一团？贺烨为贺洱服丧二十七日，是以臣子之名，为君主服丧，二十七日后公除，民间其实已经能够通婚行宴，但王公贵族、官宦之家仍要禁止婚嫁乐舞，皇帝以身作则，在一年实际乃九月之内，不能行喜宴诸事，但其实已经可以新纳妃嫔。
不过贺烨并没急着“开枝散叶”充实后宫，其实已经算对贺洱相当礼敬了，那么按贺洱归天这日计算服丧礼期，又哪里称得上不敬先君。
冯继峥等正统派若真斤斤计较，才是无理取闹、触律违法，御史言官若行弹劾，皇帝完全可以问罪施惩。
要说来“弟终兄及”，在大周可谓史无前例，“正统派”们没有前例可依，这才固执地认为当今天子仍然应当行“孝子”之礼，穆宗帝归天与治丧有半年之差，守制当以治丧日计算才足够礼敬，他们也不算不通礼法，不过是有违人情。
但大势所趋，少数人的义愤终将被多数人震服，更何况正统派中，职权最重的冯继峥亦不愿支持，众人也只能偃旗息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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