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床次来见蔡智堪说：“皇道派的很多元老也认为，田中武力吞并满蒙，会引起国内军人的革命，将危及天皇。元老们正为此事进退两难。我将利用这个机会谋取奏折。”又过了几天，床次又来说：“牧野伸显伯爵称：中国政府如能将《田中奏折》公示国际，元老们就可以利用英美等国的舆论阻止田中发动武力入侵。中国方面如能应允这—点，牧野将密许你去抄写。”
蔡智堪喜出望外，于次日夜间潜入皇宫，抄写《田中奏折》。《田中奏折》是用日本内阁写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的，有六七十张，每页的标签上都写着“田中首相奏章”几个字。蔡智堪将民政党总裁专用的很薄的碳酸纸铺在原件上，用铅笔描写。第二天夜里，还是同样进入皇宫。经过两夜的时间，终于将《田中奏折》全部抄完。
《田中奏折》抄录本秘密送回沈阳后，张学良命令按照绝密文件的处理方式到官银号印刷所，用上等宣纸印刷了200册中译本，呈送南京国民政府4本，116本分发给东北高级官员，其余留在大帅府。
时任国民外交协会执委会主席的阎宝航获得此奏章，震惊之余，如获至宝。1929年10月底，太平洋国际会议在日本召开。担任此次会议筹备会主任的阎宝航征得张学良及国民政府同意，将《田中奏折》译成英文，印出200份发给英、美、加等与会代表。此奏折如重磅炸弹一般在会场内外炸开，全场哗然。就这样，《田中奏折》经阎宝航之手公诸于世。
国民政府随后将《田中奏折》交给南京的《时事月报》，该报于1929年12月将《田中奏折》全文发表。
《田中奏折》披露后，日本方面立即矢口否认，称《田中奏折》是中国伪造的。同时抓紧追查泄密者，山下勇等28名皇室书库官员全部遭到免职。蔡智堪也身陷囹圄，数百万美元家产也被日本当局没收。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蔡智堪才获得自由返回台湾定居。1955年9月29日，68岁的蔡智堪在台湾病逝，国民党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由******颁发褒扬令。
1932年，在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控诉了日本当局的侵略行径，并举出了《田中奏折》这一罪证。日本当局仍是百般抵赖、拒不承认。曾参加东方会议的吉田茂在战后接受调查时也声称《田中奏折》系中国方面伪造。然而，事实上正如战后日本外相重光葵所说：“《田中奏折》出现以后，东亚方面所发生的事态，以及日本对此等事件采取的行动，恰是以《田中奏折》作为蓝本那样进行的。因此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书存在的疑惑是颇为困难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以及太平洋战争，都是按照《田中奏折》中的计划逐步实施的，岁月和事实证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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