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肖姑娘一起来到封水溶的几个知青，除了一个在开窑烧砖时不幸被塌方压死了之外，其他的几个人都纷纷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回到了城里。
偏僻的封水溶只留下了肖姑娘一个人，当年刚来的时候，眼中的小小村庄，在此时此刻的肖姑娘看来，却变得如此巨大，空旷。
肖姑娘不是蠢，也不是笨，更不是不想回去。
她孤零零一个人留在这里，是因为她不像别人，她没有办法，她回不去了。
其他的同伴都能回去，那是他们都有家，都有深爱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家人在城里付出了各种代价，进行了各种努力来替他们活动，替他们争取，他们才能回去。
可肖姑娘却没有家了。
当然，她本来也有一个温馨的家，也有爱她如珍宝的父母和哥哥。当初，就在她离开家的那一天，她与父母哥哥都还深信不疑，彼此一定还有重聚的一刻，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将会生活得更加幸福美满。
肖姑娘的父母也不是没有帮她活动，帮她争取，让她回城的能力。甚至，在同来的那几个人之中，肖姑娘的家世本应是最为殷实体面的一个。
她的父亲是长沙一家报社的主编，文笔风流，建国后发表文章无数，颇有影响；她的母亲则是长沙一所大学里面的音乐教师，弹得一手好钢琴，知书达理，温婉如花，深受学生敬重。
她离开家乡后的一年，哥哥在发生于长沙城内的一次大规模武斗当中，被重机枪把胸膛打穿了一个透明窟窿，当场死亡；第二年，因为在“大鸣大放”时期写过的几篇文章被人抓住了痛脚，父亲被划为现行反革命而打倒，母亲不肯与父亲划清关系，也一并受到牵连；半年后，年纪尚小，承受不住压力的肖姑娘通过组织教育，彻底认清了父母的反革命本质，在革委会上毅然决然地与父母划清了关系；又过了两个月，万念俱灰不堪受辱的父亲跳井自杀，肖姑娘得到消息想去看看母亲顺便安葬父亲遗体，却不被上级允许。只被告知，母亲的精神状况出了问题；再后来，唯一的亲人母亲也杳无音信，从此不知去向……
在这样的痛苦与孤独中，肖姑娘却无比坚强地活着。我想，也许那个时候，她还依然相信，她终有回到长沙的一天，那个时候，她还能找回那些失去的幸福。
二〇一三年年初，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很火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面有一个片段，记录了一位河北采藕者的真实生活。
我还记得那个人大概三十多岁的样子，正当壮年，对着镜头，他说了一段话，具体怎么说我忘了，大概意思是：“采藕这个工作是个青春饭，一般都是冬天采，而且藕很脆，机器一掰就断在淤泥里，没有用了，所以，只能人工用手，天寒地冻地站在齐腰深的水中间，不到一个小时，寒气就会浸入整个人的腰部和膝盖里面，防水服橡胶套都没有用。我每天都要工作十来个小时，工作完了，人腰酸背痛，疼得不得了。所以，趁着年轻多干几年。老了就不行了。”
采藕人的艰辛痛苦，镜头帮他记录下来，得到了人们的尊敬与同情。而且，他是在为了自己真实的生活与幸福在奋斗，是他个人自愿的选择。
可是，肖姑娘就完全不同了。
一九七五年初，政府决定在当时九镇区公所所属的一处上游河段修建大型水库，待到水库修成之后，涝灾可以蓄洪，干旱可以放水，非涝非旱可以发电，利国利民，功在千秋。因此，为国家大事计，九镇地区每户人家都必须派出至少一个劳动力，算工分（前文中提到胡少强胡少立的母亲，同样就是累死在修建这个水库的时候）。
肖姑娘没有其他劳动力，有且仅有她一个人，所以，她参加了，必须得参加。
水库开始修建的时候，是刚过完年，早春。
水库修建在白杨河上流的一座深山里，每个游泳的人都知道，大江大河里面的水永远都会比游泳池中的水感觉要冷很多。
因为，江河的水都是流动的，是活水，而游泳池就和采藕人种藕的小湖泊一样，不流动，是死水。
采藕人还有现代科技的防水服与橡胶套。
肖姑娘却什么都没有。在山区极度潮湿阴冷的倒春寒天气里面，肖姑娘和那些强壮精干的男人们一样，挑着几十斤的石头水泥，卷着裤腿，光着脚丫一步步地蹚入刺骨的河水中，涕泪交加，汗流浃背。
对于一个娇嫩年轻的姑娘而言，那是怎样如同地狱般的痛苦啊！
冰寒的水流在一瞬间就穿透了原本干燥的衣物，透过胸部以下淹没在水中的每一处毛孔，渗了进来，寒了她的胃，寒了她的心，也寒了她的子宫。尤其是每个月，女人来例假的那几天，原本就有痛经毛病的她，小腹更是愈发绞痛，让人死去活来，她一次次地晕倒在水里，一次次地被人救起，却又一次次地继续劳作。
因为，她没得选择。
她需要工分，她要吃饭，她要活着；没的工分，就没的饭吃，就活不下去。一起工作的那些男人，拼死拼活，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就算有心，却也无力能够帮到她这个外人。
所以，她只能继续地晕倒，继续地劳作。
肖姑娘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脸色一天比一天惨白。
又一次，蜷缩在工地四面漏风的简易茅棚里，捂着小腹痛到肝肠寸断，生不如死之后，肖姑娘终于意识到，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她就永远也回不到长沙了，她会毫无疑问地死在这个鬼地方。
九镇不大，却也不小，区委书记和上级领导不可能自己亲自督办统计每家每户出多少劳动力，这项工作都是由各自所在地的村委会进行。
于是，在一次轮休的时候，回到了封水溶的肖姑娘，找到了村支部书记。
刚来那一年，那位教过两年小学，粗通文墨，虽然不太喜欢这帮娇生惯养的城里孩子，但却也还算正直和善的老支书早就在前两年被打倒批臭了。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姓牛，出生于村里一个穷了好几代的破落家庭，是个打小以来就好吃懒做，游手好闲，除了老娘，没有一个女人愿意跟着他的光棍汉。
但“文革”期间，因为此人是根正苗红的三代贫农，阶级成分极好，在批斗老支书的时候，由于痛恨老支书当年对他的白眼和讽刺，也格外卖力出众，居然摇身一变，混成了革命积极分子，从而当上了村支部书记。
此人出头之后，一改往日猥琐懦弱的形象，整日里腆着肚子装腔作势，开始在村里面横行霸道，说一不二起来。
那一年，曾经如花蕾初绽的肖姑娘已经二十六七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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