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部分情节上涉及古代军需供给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由于绝大多数读者对古代军队概念、军饷运输和军需贪腐问题并不十分了解，因此，在本文开头以晚明东江军镇为例，作为相关资料的补充说明。
天启二年，毛文龙在敌后战场的抗金斗争得到朝廷的肯定，接济军需、调发援兵成为舆论的普遍倾向。
天启二年五月，兵科给事中朱童蒙“请大开海运，多给米豆、火药、器械及饷银数十万，宜敕速发接济”（《明熹宗实录》卷22）；同年六月，辽东经略王在晋请接济毛文龙“再于登、津发粮二十万、豆十万，买布三万疋，随解东江，庶可以壮声援而潜捣巢”。（《明熹宗实录》卷23）
兵部题覆意见是“一并督发船只器械乞行津、登抚臣速为料理”，得旨“俱依议行”。（《明熹宗实录》卷24）
八月，毛文龙请饷三十万募辽兵，首辅叶向高即上疏云“此外最急者，如毛文龙招募辽兵，须饷三十万，蒙给饷银十万，而前银已尽……臣等各拟十万两，少应其请”。（《明熹宗实录》卷25）
熹宗一时未许，后兵部题覆毛疏准发帑金五万两，由登州通判王一宁率水兵三千赍饷渡海。海运接济东江，或时人所称的鲜运，即自天启二年始。
海运输给东江，主要依赖于天津和登莱这两个后勤补给基地。
天启三年正月，督理辽饷户部左侍郎毕自严上疏请求改朝鲜运道于登莱，登抚袁可立以登兵海防事重为名反对，鲜运遂分由天津、登莱共同承担，运船则有官船、民船之分。
米豆本色、布匹主要由天津发送，饷银与衣甲、器械、火药等物则由登莱起运。
天津鲜运船一百六十只，水程出海二三百里，必由勸海抵登州，“多礁石，及铁板以触，舟立碎”，海运风险大而且费时日。
而登州船只一百四十只，在水程下海后，一路经由庙岛、蛇肌岛、皇城岛、广鹿岛、长山岛、石城岛、鹿岛，最后到达皮岛，除了到庙岛的路途中有礁石，有点风险，又需防范飓风外，从庙岛到皮岛都是“随岛停泊，但候顺风，不六七日竟达平岛，无他险峻”。（《明熹宗实录》卷30）
天津由于海运艰难岁只一运，登莱岁则二三运，总共有运船二三百艘，每船运米六七百石，一年可运约本色米豆和折色数十万。
明廷初定东江之兵额为二万，月饷本色五斗，年额本色米十二万石。据天启三年三月总理辽饷户部右侍郎毕自严称天启二年天津接济东江的鲜运“共用船一百六十只，共装粮料一十万九千八百八十八石，除失风外，其抵鲜者共计九万二千三百七石四升”，“每石脚价四钱二分，共银五万四百两”，而“梭布、平机细布共三万疋，每疋价银二千，共该银七千五百两”，“加以运官廪从及向道工食之数，非六万金不可”。（《明熹宗实录》卷32）
而据毛文龙称天启二年总共收过军需“至天启二年，幸原任监军道副使梁之垣义矢同舟，于春初风涛之中，首先出海，三次付到帑银一万二千二百九十二两九钱八分九厘，买籴丽粮，救济嗷嗷……于本年收过都司李惟栋解到饷银二万三千两，都司唐尧卿解到饷银一万七千两，天津委官陈汝明等解到米豆八万三千石、布二万匹”。（《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正月十九日具奏》毛文龙称天启二年实收米豆八万三千石，然而该年毕自严称实收九万二千余石）
如此的补给，兵饷、抚民、买马办料、备办军火器械、置造船只无一不取办于此，远远不能满足敌后战场建设和维持的开销，何况又接济不时？毛文龙自言“望饷如止渴之梅，而议饷犹救薪之水”，又回忆说“余尝登山凝睇，见大鱼仿佛徜徉，以为运艘也，久之愈杳，掩涕而回。如是者，不知凡几”。（《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正月十九日具奏》）
天启三年四月，毛文龙又报“见今各兵已两月缺粮，嗷嗷待哺，乞赐兵饷接济”。（《明熹宗实录》卷33）
不久，毛文龙又报“援兵不至，乞饷不继，目前匮乏已极，乞将臣所请兵饷、军器敕下兵部及户、工二部作速议处给发，以救危急”。（《明熹宗实录》卷33）
显然，兵员的增加和军饷的不继令毛文龙很头疼，天启三年八月，他上疏称“三年以来，两次接到饷银一千（十）万两，运米二十万石，自此以外，音耗杳然。此岂已发而阻于转运之艰，抑廷议未果，而稽其时日耶？除一面细造辽兵花名年貌册籍，解部查验候勘，另请岁额粮饷外，今以三万六千余兵，足当二万兵之食，则所余一万六千之众，尚引领而望”，并派都司王学易赍文请岁额粮料四十四万石。（《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2《天启三年八月具奏》）
毛文龙的诉请收到了效果。
天启三年六月，管理屯田太仆寺卿董应举请以户部未领屯田剩银三万两接济毛文龙，得旨“着该部作速给发”。（董应举《崇相集》卷2《报名分帑应急疏》）登莱巡抚袁可立也为毛文龙请帑金十二万以为接济。
同年十月初四日，以毛文龙报满浦、昌城之捷，发帑金三万两犒赏。
二十日，又“命给漕粮十万石运济海上，从总兵毛文龙之请也”。（《明熹宗实录》卷39）
闰十月，毛文龙报董骨寨大捷，发帑金三万以为赏功，首辅叶向高等又为毛文龙请发帑金“上命该部将各官捐助银凑发数万，以济急需”（《明熹宗实录》卷40）
天启三年天津发过的鲜运粮料，据毕自严称“发过鲜运粮料一十二万三千余石”，“每石脚价四千二分，该银五万余两”，该年“岁运愆期，秋深不息，飓风肆虐，漂失孔多。兼南海口礁石巉岩，不便泊舟，触之立碎，并鲜运往回失风者总计已逾百船之外”。（毕自严《津库已匮疏》）
而据毛文龙称“天启二（三）年收过都司刘可伸、赵守祖等解到饷银一万零九两六钱，差官徐鸣泰、骆惟信解到饷银九千九百一十一两四钱，都司王学易、缪从正解到饷银一万零七十五两七钱，委官邓子智、梁栋材解到饷银一万零三两三钱，委官张翘解到饷银二万两，都司李惟栋、董国助解到饷银一万两，津运委官俞明等八员解运米豆一十万九千三百六十一石三斗六升九合，布一万七千七百五十匹”后又称“本年收过京饷银七万，津运米豆一万九千三百六十一石”。（《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具奏》）
天启二年至天启三年两年，朝廷接济东江的实收军饷只有银十一万两、米二十万石，在辽民归附日多，东江军队逐渐扩充的情况下，毛文龙不得不寻求朝鲜接济，并向商人赊贷。
他又以东江兵已近五万为额，请朝廷发饷百万，并如登莱、天津定岁额粮饷“今臣有江、津、浙、直、南北游营、征东等处南兵八千员名，挑选辽兵三万七十（千）余名，再用招练辽兵二千余名，业共四万七千余数，其募足五万亦易易矣！然以五万官兵，计足一岁之饱，并盔甲、军火、器械、马匹、船只等项，应总一百五十万两，方得够用。今臣止愿请一百万两权宜应用，一切兵马、船只、军需等项，悉皆具足，更弗烦庙堂一事”。（《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2《天启三年十月十五日具奏》）
户部覆议，定岁饷四十万，内登莱分给饷银二十万，天津、登莱本色米豆二十万。
天启四年五月，熹宗下谕“仍传与户、工二部并专督辽饷等官详确毛帅如果缺粮、缺器真情，并拨船只、应用器械一并速发，解至军前应用，不得迟滞，有误军机，责有所归”。（《两朝从信录》卷22）
七月，毛文龙进呈海外地图并陈战守、粮饷、军需事宜，得旨“饷银紧急，著遵屡旨措处给发，器、甲、火药并天津本色粮布俱速解给”。十一月，又下旨接济毛文龙“岁运粮米，务各二十万实授数目”。（《两朝从信录》卷23）
在“今之议东事者，无不以接应毛帅为第一义”的舆论环境下，天启四年东江镇的军需压力有所减轻。
但是，到了天启四、五年，逃亡辽民大量地涌入铁山、皮岛，敌后战场的军队又大为扩充，这样的军需供应还是不够用。
天启五年五月，据巡历皮岛情形的光禄寺署丞郭自维称“器械未备，甲胄未全，归附辽民扶老携幼，啼号惨楚，尤不堪闻，则粮饷亦未尽足也”。（《明熹宗实录》卷59）
天启五年三月，毛文龙向朝廷讨借京营龙机尾炮，诏旨允给一千门。
六月，毛文龙在上揭说“职原所报兵丁七万六千有余，今且民归日众，增兵日多，共计兵丁十七万有余，此固往来客商之共见，天使亲临之目击者，均取给于天津二十万之粮，山东二十万之饷。且二十万饷银之内，江淮、旅顺等营分去十三万有奇，再添入南北二游营又分三万有奇。止遗三万有奇之饷，给十七万有余之辽兵，毋论月糜不得一两五钱，即以一岁计之，一人不过二钱耳。况津运分派于山东十万石者，尚未知何日督发到岛，以救此张颐代哺之兵丁”。（《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4《天启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具揭》）
七月，毛文龙请求裁撤登莱、天津新设之兵，因为“奴断不能舍骑登舟，不如尽为撤去，以其饷实于东边，每岁定以一百万之额，及时解运到鲜”。（《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4《天启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具奏》）
作为交换条件，毛文龙更自诩两年可以平辽。（与之相比，袁崇焕的“五年平辽”根本不能算作信口开河）
为了得到更多的粮饷，毛文龙更开始与主政的阉党勾通交结，广为贿赂，他在朝廷的活动很快便起到了效果。
这年八月，熹宗念海外乏饷，发帑金二十万。
十一月，毛文龙又请求太监驻扎登莱督发粮饷，其意一方面在为阉党示好，一方面则是“欲钱粮之济”。但是国库空匮，即关门诸镇岁饷六百余万，尚不能支，而复欲凑足百万，诚有不易言者”，户部建议从新饷库内挪借五万两，并裁汰蓟州、密云、永平三镇新兵以其饷拨给海外，“上从之”。（《明熹宗实录》卷66）
天启六年，虽然敌后战场的牵制之名受到严重的质疑，但是由于有阉党在朝廷当靠山，军需的供应有增无减。
天启六年的海外军饷，据户部尚书郭允厚称“于旧额本折四十万之外，又加一十万六千，其中系部库解发者五万，系东省拨给者折色二十万、本色十万，悉登莱裁兵拨给者六万六千”。（《明熹宗实录》卷78）
正常情况下，四、五月间是津运开洋的时候，但是从上年十月至该年五月，八月时间里天津海运颗粒未到，至闰六月，天津粮船只有十四、五只，沿海各岛已经交卸，而到铁山者只有一、二只，该年实际解到的只有一半，毛文龙不得不向朝鲜贸米为济。
这年五月，毛文龙上疏请饷一百万粮、米一百万石“今者京库山东之岁饷已有四十万两，再加六十万两；津运之截漕向止十万石，今请加二十万石，山东之价买杂粮岁定十万石，总得四十万石。再有不足，索之屯田，并准于淮胶等处自为设处买运。其军火、器械、农具、防牌等项，不必官商置办，竟以部银岁给十万石，听东江自造。沙虎船业蒙准造一百只，今请加沙船九十只，六十只，共得二百五十只”（《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5《天启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具奏》）
七月，毛文龙再次疏请速发钱粮、器械“臣请饷一百万两、米一百万石，皇上止许以本折色各二十万。内南兵每岁支领十四万，而北兵仅领五万有余。天津岁运米二十万石，而去年止运到十六万余，其中尚有漂没腐烂者。至于山东岁派二十万两，天启四、五两年俱系理饷都司毛应时、韩文翼等侵克肥己、贿赂上司，臣毫不见面，致南、北兵士不死于锋镝，而死于饥饿，犹谓臣不成牵制乎？
……故请造船三百艘，经今三载，寸板未见。用兵必须刀枪、铳炮、盗甲、器械、火药，请之三年，奉命十万，而且杳无声息……目今最急，无如粮饷，断非百万不可。请裁东兖、磁州、真定诸不急之兵，以其饷饷海外。再于别项凑处二三十万、帑金一二十万，则百万之饷足矣。又速催荆州打造船只，及见贮天津火药、器械，务于夏月齐到，则饷与军器俱足，水陆可以并进，而辽左底定之绩将立奏矣”。（《明熹宗实录》卷74）
熹宗虽然表示同意，但是允诺并没有变成现实，同时，阉党分子也在为毛文龙争取军需。
八月，辽东督师王之臣言“毛文龙孤军海外，粮饷不给，乞速为接济”，得旨“刻期运到，不得稽迟”（《明熹宗实录》卷75）
九月，兵部尚书冯嘉会言海外“万众枵腹，势不得不仰纳内地，而馈运不时，何以应手”，“上命户部遵旨速发以济急需”。（《明熹宗实录》卷76）
十月，御史汪若极疏云“其所最急者，粮饷不继，器械无资，宜亟为酌处接济”，丰城侯李承祚疏云“毛文龙屯聚海外，一应钱粮亦乞敕命内臣一员，监督料理”。（《明熹宗实录》卷77）
由于有阉党的奥援，毛文龙躲过了第一轮移镇风波，朝廷仍然以牵制责望毛文龙，阉党又为之寻求更多的军需拨给。故天启七年，敌后战场虽有丁卯之役的挫败，但是军需供应再次增加不少。
天启七年二月初二日，辽东督师王之臣代毛文龙“请东江效劳南官徐鸣泰等照依辽官例支给俸粮”，“上命户、兵二部照依辽官酌覆”（《明熹宗实录》卷81）
同月初八日，大学士黄立极等因海外“接济不时，既苦于兵；供亿频繁，又苦于饷。问之该部，已给其全，问之该镇，尚缺其半”，请谕发遣镇守太监，并补给军需“兹特发御前节省银五万，各色丝通袖膝裥二百疋，五色布四百疋，以备营伍，作正供用。又查发得头号发熕炮三位，二号发熕炮六位，铁里安边神炮六十位，铁里虎蹲神炮六十位，头号佛郎机二十位，二号佛郎机二十位，三眼铁铳五百杆，随用提炮什物全盔五百顶，齐腰甲五百副，长靶苗刀二百把，刀一千把，弓一千张，箭三万枝，单钩枪一百杆，大小铅子三万个，火药五千斤”，得旨“拟来谕薬，剀切详明，已批发了”。（《明熹宗实录》卷81）
丁卯之役中，皮岛、云从失陷，毛文龙流亡海上，向朝廷诉说粮草断绝，请速接济。
三月，熹宗传令天津海运立刻督发，“登抚那借青、登、莱仓储，乘风刻日开帆接济，其动支赃银以励戎士，速发火药以壮军声”。（《明熹宗实录》卷82）
五月，登抚李嵩报“登莱运米三十余号、天津运军需八船”已到；十一日，兵部尚书王之臣覆议“查户部有应补粮银十万余两，今应急解，登津二镇各再发米五万石，限日开洋，以后将应解粮饷尽数起解，并工部速发火药、铅子等项接济毛帅”，得旨“允之”。十二日，户部尚书郭允厚覆毛文龙接济岛兵疏，得旨“该镇照数查收，务使一铢一粒，尽到师中。未开洋者，行该抚按严核催发，无令解官且前兵却，有误接济”（《明熹宗实录》卷84）
六月，登津镇守太监胡良辅“请增东江粮饷”，户部覆准本折百万，其中“除山东之加派等项六十三万一千余两并漕粮十万石外，再补本色二十七万石”，不过登莱兵月饷二十万也在其中，并非专为东江之用。
至此，毛文龙索饷百万的吁求终于得到允请，不过很快又因朝廷风势的改变而告吹。
纵观天启年间明廷对东江军镇的军需接济，一直是处于上升的趋势（认为毛文龙在政治问题上处于弱势显然是错误的）
以本色米豆计，天启二年额定十万，天启三年十二万，天启四年至天启七年则基本每年二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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