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御史台首脑;御史中丞一职一度空缺不授，天子不知其故。某日，有人向仁宗反映：吕夷简想用自己的人，听说已许诺过了。这引起了天子的猜疑。不久，仁宗就质问御史中丞久缺的原因，吕丞相回答说：此职乃言官之首，自宰相而下皆可弹劾，故人选当出自圣意，为臣岂可擅自决定？此事是否真的出自一片真心，值得怀疑，权谋的成分倒可能更大一些，但却确实令仁宗感到满意。
在吕夷简眼里，皇室金枝玉叶们的利益，必须特别照顾，打破常规也在所不惜。按照以往规矩，宗室没有升迁官爵之法，只有遇到稀有大礼的机会，才普遍叙迁一次。景祐初年，仁宗因过度沉溺女色而体弱多病，吕夷简为博得仁宗的高兴，提议超迁宗室位秩，为此增加的俸禄超过旧时的十倍。宫廷、王府乃至于各地的宗子宗亲们，皆大欢喜。
为了及时了解天子的动向，使自己的举止符合圣意，吕夷简对皇帝身边的家奴;宦官，也广施恩泽。他在初次拜相之日，便利用独掌中书的机会，提高了一批宦官的地位。庆历初，又不顾非议进一步提高宦官的官秩地位。投桃报李，宫廷内管事的宦官自然愿意与吕相公保持密切关系，及时通风报信，他因此获得比其他大臣更多的回旋余地。
至于各级下属、各地的官员们，吕夷简手中掌握着他们最关切的前程路线，只需动张嘴、说句话，便是荣枯两重天。因此，绝大多数官僚都唯其马首是瞻。
吕夷简费尽心机做了这么多事，特别是许多超常规的事，得归得了，失也失了。因为世上总有一些人认死理，讲原则，不满于现状，他失去的便是这些人的认同。吕丞相在位久了，前后便受到一些指责，甚至强烈的抨击。且不说那些别有用心的政客，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清流官员的批评，就使他几度陷于难堪的境地。
当年吕夷简违反常规，率群臣陪着仁宗赴天安殿朝贺太后寿辰的做法，就遭到范仲淹等人的反对，他自知范仲淹有理，只是将其奏疏压下。以后，他支持天子废黜郭皇后的事一发生，再度受到范仲淹的批评。这一次，吕夷简怀着不可告人的私心，绝不允许他人阻挠，于是将范仲淹贬逐出京师，从而引起士林一阵骚动。要说他与范仲淹之间真正的交锋，还是发生在景祐三年（1036）。
这一年，代理开封知府范仲淹给天子上了一道《百官图》，排列官员资序，明确标出合理的升迁顺序，要求对官员升降、大臣进退的事，不宜仅听凭宰相专断。随即又上疏仁宗皇帝，抨击时政积弊，并以历史上权臣乱政之例告诫天子。显然，这些言辞是针对吕丞相的，表达了对专权者的强烈不满，将许多官员的心声呐喊出来。吕夷简对此极为愤怒，他除了在天子面前为自己辩护外，又运用权势寻觅罗织罪状，以打击报复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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