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素来直言敢行，无论是品行学识还是为官做事，都无懈可击，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颇有声誉。要给这样的人随意定罪，并不容易。吕夷简最终挑中朋党的罪名，指责对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说起来，古代政坛忌讳公开拉党结派，帝王最担心臣子们因此形成集团势力，架空天子，把持政权。
结果，范仲淹被贬谪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县）知州，为他鸣不平和关系密切的余靖、尹洙、欧阳修等多位官员被打为朋党，也先后遭贬。侍御史韩渎还在当权者的指使下，奏请仁宗批准，将有关范仲淹朋党之事张榜朝堂，禁止百官越职上疏议论，使反对派遭到很大的压制。这便是北宋中叶所谓朋党之争的发端。
但与丁谓之流残酷迫害政敌的做法有别，吕夷简给对手总留有余地，不置人于死地，通常是驱逐到地方任职即可，时过境迁后，还允许回朝，因而也没有结下死敌。对于范仲淹，他以后还在特殊情况下适当加以关照。事情是这样的：
康定元年（1040），吕夷简第三度复相后，同僚都畏惧其权势，遇事不敢表示异议，只有参知政事宋庠自恃仁宗的厚遇，多次与他发生争论。他虽然厌烦宋庠，但忌讳得罪天子，未敢轻易动手。
来年五月间，身处战火前线的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知州范仲淹，从策略上考虑一度与西夏首领元昊互通书信，又烧过对方夹杂狂妄不逊言辞的来函。此事传到朝廷后，君臣都感到有必要追究。吕夷简略加思索，便想出一个巧妙的主意。他在中书故意对宋参政说：人臣无外交，范仲淹怎敢如此行事？宋庠以为吕相公要严惩范某，于是在上朝时请天子斩杀范仲淹。这还了得，本朝祖宗早定下了不杀士大夫的遗训，谁敢轻易破坏规矩，自当引起众怒，成为众矢之的。因此，枢密副使杜衍一听就坚决表示反对。宋参政以为吕夷简必定支持自己，然而吕相公却不发一言。当仁宗询问吕夷简态度时，他答道：杜衍所言是也，只可轻责而已。处理意见就这样敲定。事情传出后，舆论哗然，都指责宋参政残忍无道。宋庠仓皇失措，有口难辩，终于在一片非议声中黯然离朝。随之，吕夷简又以朋党为名，将与宋庠有同年之谊的枢密副使郑戬贬出京城。这可真叫绝，吕夷简既缓和了与范仲淹的矛盾，又打击了政敌，可谓一箭双雕。
晚年的吕夷简，享尽了荣华富贵，也看惯了世间百态，心态逐渐平和了许多。有条野史即反映他的豁达大度：一位叫张球的儒生，大约家境困难，就给吕丞相献了首诗：近日厨间乏所供，孩儿啼哭饭箩空。母因低语告儿道，爷有新诗上相公。他读罢该诗，即馈赠儒生百贯铜钱。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