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次种地、第一次挤牛奶、第一次掏猪粪，都是在大学里。
他当时的心情可不怎么美妙，脸色也不会太好看。但能体会到教授和学校的苦心，让他不忍拒绝这份“爱护”。
谁能保证他可以一直保持体面？光鲜亮丽？
说不定他日后就会需要靠种地养猪过日子了。
世事难料。
代教授让他们学算盘也是这个原因。他用了种种理由去包装，其根本目的不过是想让他们多一份本事。
他现在对杨二小姐的心就与祝女士一样,在她肯学、愿意学的时候，生怕她学少了，生怕她因为学少了这一项本事而在未来比别人少了一项优势而遇到坎坷。
他固然爱她的青春与美丽，也盼着她平安快乐。
这两者并不冲突。
苏纯钧坐上黄包车,一路晃晃悠悠的到了财政局。
财政局并不大，两层楼还要分出几间办公室给别的部门,什么防灾、卫生之类的。
现在财政局的四位顶头上司全都在医院里，上面一层办公室全是空的。
他提着一件皮包，大步流星的走进大门，门口还有两个宪兵守门。这是新措施，去年是没有的。因为财政局虽然带着一个“财”字，屋里却不放钱，钱全在金库里呢，金库在郊外军营里。这里只有账本子，一翻开全是红笔勾花的赤字，触之惊心。
一楼办公室,一侧全是算盘声在噼啪做响，另一侧却安静许多。苏纯钧的办公室就在安静的这一边。
他掏出钥匙捅开锁眼,推门进去，先将办公桌上摆的电话听筒放回原位，再打开窗户，拉开窗帘，提上暖水瓶，转身去外面的开水房接开水。
等他回来，办公室的电话就催命般的响起来了。
苏纯钧充耳不闻，先坐下来，将抽屉打开，取出登记薄与笔，一一摆正。
然后才接起听筒，“您好，财政局第八办公室。”
他接了一上午电话，喉咙都冒了烟，不管对面说什么，他都一本正经的说：“好的，是的，我这就去查，是的，我马上去查……”
但到了中午，登记薄上还是空白一片，一个字都没记。
这些电话打过来都是催钱的。
已经是新的一年了，各项款项都要拨下去的。整个城市，包括下方的县城，所有的部门、所有的公务人员，都等着财政局拨款。
有一些钱甚至是年前就应该拨下去的，到现在还没有拨。
不过，苏纯钧并没有拨款的权限。
在他进入这间办公室，拥有这部电话以后，提升他的部长甚至还暗示他，那本登记薄上其实不写字更好一点。
于是他接了电话，听着对面的人或是抱怨，或是哭诉，或是破口大骂，他一声声答应着，却什么也不会写下来。
他不会写下方某县需要军饷。他也不会写某县需要钱买粮食。他更不会写下某地某河需要筑堤、防疫。
他不写，就意味着没有这些事，也没有需要拨款的项目被拖延了，有某位官员需要为此负责，需要说清这些款项的去向。
当然，最终结果当然是他这个接电话的人出来背锅。
他还不能拒绝背锅。这是上头对他的信任，这是一种考验。他必须表现得游刃有余才能得到更大的重用，才能从这里出去。
到了下午四点，他照例将听筒拿起来，关上门，却不能回家，而是带着皮包赶往医院，例行看望住院的局长和副局长们。
局长和副局长们的病房里当然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可以装下所有关心他们的人，像苏纯钧这样的就只能站在走廊里，以表关切之意。
他昨天站在了队尾，今天他往前走了三步，跟昨天才搭上话的何秘书让了一支烟。
何秘书也很年轻，不到三十岁，已经坐上了财政局秘书处的头把交椅！
不过现在局长和副局长们都在医院躺着，何秘书每天的工作也就是接电话加挨骂。而且比起他这个只负责接一些下方县市里不重要的人物的电话的小科员，何秘书就更惨了，他必须直面那些来要钱的大佬，大佬们对着他拍桌子瞪眼睛，生气时跺一脚吐口水都是很正常的。听说何秘书还有下班路上被人从车里拖出来塞进了另一辆车，失踪几天的记录。
不过事后证明只是一场误会，只是有某地的大佬的亲信过于好客，请何秘书去吃吃便饭跳跳舞，何秘书醉了，在人家家里睡了几天而已。
没办法，毕竟家家都有几百张上千张的嘴，哪里的人都要吃饭啊。财政局卡住钱不放，那些粮食、棉衣、鞋、药又不会主动飞到各地大佬们的口袋里，他们自己的粮断了顿不说，底下人也吃不饱，可不是要造反了吗？
不止底下人要造他们的反，他们也要造反。
只是现在还不到真撕破脸的时候，只好先拿财政局出出气，逼财政局把钱吐出来。
层层逼迫下，何秘书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虾米而已。
苏纯钧让过烟，两人就站在一起抽。
何秘书的父亲是前清举子，但显然没有中状元的本事，一直到皇帝跑到东北之前，何秘书的父亲都没能考中。
也怪南边学风兴盛，学子太多，这才显不出何秘书的父亲的惊世才华。
不过何秘书的父亲虽然不会读书，却会娶老婆。
何秘书的母亲乃是市长家的世仆，四舍五入之下，何秘书的父亲大小也算个自己人了。
于是何秘书这才能空降财政局，做秘书处的处长。
市长把何秘书放下来，显然是想从财政局内部掌握第一手消息，避免财政局里有人反对他。
何秘书进财政局之后，迅速成为局长和所有副局长的心腹，任何公文都会交给何秘书来起草，什么电话都是从秘书处拨出去的，局长和副局长们自己的办公室电话连电话线都不由自主的被老鼠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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